亭亭说：“姐姐的论述，深刻领会了《春秋》的要旨，我只有拜服的份。还有一件事，我想请教一下，不知道二位姐姐愿不愿意赐教？”闺臣说：“姐姐请详细说说。”亭亭说：“我听说古代的《礼》在秦朝遭受焚书之灾后，如今留存下来的只有《周礼》《仪礼》《礼记》，世人称作‘三礼’。如果论古代的礼制，没有比它们更古老的了。但从汉、晋到现在，历朝历代，都各自撰写礼制，这些礼制是各自创新，还是都依据旧有的典籍呢？至于三《礼》各家的注疏，其中究竟以谁的为好？能否给我讲解一二呢？”若花听了，暗暗伸了伸舌头，心想：“这个黑齿国的女子，怎么突然抛出这么大的题目！光是三《礼》各家就够讨论一番了，她还加上历朝的礼制，这简直像茫茫大海，让人从哪里说起呢？只怕今天要出丑了！”
正在思考，只见闺臣回答道：“我听说《宋书·傅隆传》里说：‘《礼》是万物的根本，是为人处世的最高准则。所以应用于国家，君臣借此体现尊卑和亲情；应用于婚礼和冠礼，年轻人和年长者借此体现仁爱，夫妻借此体现情义和顺；应用于乡里，朋友借此增进情谊，宾主借此展现尊敬和谦让。《乐》的五声，《易》的八卦，《诗》的《风》《雅》，《书》的《典》《诰》，《春秋》的劝善惩恶，《孝经》的尊崇双亲，无不是以此为基础才得以确立。唐虞时代，祭祀上天之类的是大礼，祭祀土地之类的是地礼，祭祀宗庙之类的是人礼。所以舜任命伯夷掌管三礼，用来统摄天地，梳理阴阳，治理万物，修养性情，无不以礼来节制。’但《魏书》里又说：‘三皇的礼制各不相同。’还说：‘时代变了，礼制也会改变。’所以商朝继承夏朝的礼制，有所增减。
“商纣王无道，美好的典章制度被湮灭。周公拯救乱世，大规模地制定礼乐制度，用吉礼祭祀鬼神，用凶礼哀悼邦国的灾祸，用宾礼接待宾客，用军礼讨伐不恭敬的人，用嘉礼促成婚姻，这就是‘五礼’。到周昭王南征之后，礼崩乐坏，上面怎么做，下面就跟着效仿，所以道德败坏、行为失检的人，一定是先废弃了礼制。比如鲁昭公避讳孟子的姓氏，鲁庄公订立割臂为盟的私约，这是婚姻之礼被废弃了，那些淫乱邪僻的事情，无不是由此产生。齐侯因宠爱妇人而怠慢宾客，曹伯窥视别人的胁部来亵渎宾客，这是宾客之礼被废弃了，那些傲慢无礼的态度，无不是由此产生。鲁文公在五庙中颠倒祭祀顺序，鲁昭公对母亲的丧事毫无悲戚之情，这是丧祭之礼被废弃了，那些骨肉亲情也因此变得淡薄。天子走下殿堂，晋文公在河阳召见天子，这是朝聘之礼被废弃了，那些侵犯欺凌的事情也逐渐开始发生。孔子想要革除当时的弊端，所以制定礼仪、端正音乐，来挽回社会风气。到了战国时期，继承周公、孔子的学说，讲究礼法的，只有孟子一人。
“后来秦始皇吞并六国，收集各国的礼仪制度，都带回咸阳，只采用那些尊崇君主、抑制臣子的礼仪，再加入自己的想法，以便当时使用，其余的礼仪都被废弃。汉高祖刚刚平定秦朝的战乱，来不及制定朝廷礼仪，群臣在宴会上争功，有的甚至拔剑击打殿柱，汉高祖为此感到忧虑。叔孙通于是撰写朝仪，胡广接着整理旧有的礼仪。汉朝末年天下大乱，旧有的典章制度被毁灭。到了三国时期，魏国的王粲、卫觊共同创立朝仪；吴国的丁孚收集汉朝旧事；蜀国的孟光起草众多典章。晋朝初年，荀觊根据魏代以前的事情撰写成晋礼。南朝宋的何承天、傅亮共同撰写朝仪。南朝齐的何佟之、王俭共同制定新礼。到梁武帝时，就命令众多儒者编纂成大典，恢复了周公五礼的旧制。陈武帝即位后，制定礼制虽然以先前梁朝的为基础，但仍然命令江德藻、沈洙等人根据当时的情况随时斟酌取舍，以适应时宜。到了隋朝，隋文帝命令辛彦之、牛弘等人采用梁朝旧有的礼仪，制定五礼。从西汉初年到现在，历代的礼制有所增减变化，无不参考旧有的典章，并非古代的礼制不复存在，只是根据时代的变化进行调整。所以《宋书·礼志》说：‘只凭自己的想法而不学习古代，秦朝因此而灭亡；学习古代却不考虑是否适用，王莽因此而身亡。’
“至于给《礼》作注的各家，汉朝有南郡太守马融、安南太守刘熙、大司农郑玄、左中郎将蔡邕、侍中阮谌；魏国中有秘书监孙炎、卫将军王肃、太尉蒋济、侍中郑小同；蜀国有丞相蒋琬；吴国有齐王傅射慈；晋朝有太尉庾亮、太保卫瓘、侍中刘逵、司空贺循、给事中袁准、益寿令吴商、散骑常侍干宝、庐陵太守孔伦、征南将军杜预、散骑常侍葛洪、太常博士环济、谘议参军曹耽、散骑常侍虞喜、司空中郎卢谌、安北将军范汪、司空长史陈邵、开府仪同三司蔡谟；南朝宋有光禄大夫傅隆、太尉参军任预、中散大夫徐爱、抚军司马费沉、中散大夫徐广、大中大夫裴松之、员外常侍庾蔚之、豫章郡丞雷肃之、谘议参军蔡超宗、御史中丞何承天；南朝齐有太尉王俭、光禄大夫王逸、步兵校尉刘??、给事中楼幼瑜、散骑郎司马宪、御史中丞荀万秋、东平太守田憎绍、征士沈麟士；南朝梁有护军将军周舍、五经博士贺玚、散骑常侍郎皇侃、通直郎裴子野、尚书左丞何佟之；南朝陈有国子祭酒谢峤、尚书左丞沈洙、散骑常侍沈文阿、戎昭将军沈不害、散骑常侍郎王元规；北魏有内典校书刘献之；北齐有国子博士李铉；北周有露门博士熊安生；隋朝有散骑常侍房晖远、礼部尚书辛彦之。他们所注的书，有的是见解不同，各有所取；有的是师徒传承，同出一源而分支不同。其中也有注重典章制度，不讲究义理的；也有注重义理，不讲究典章制度的。在我看来，典章制度原本从义理产生，义理也通过典章制度体现，两者原本是相互依存的。他们各执一端，难免见解有所偏颇。
“近来广为流传的注本，只有三家：其一，是大司农郑康成；其二，是露门博士熊安生；其三，是散骑侍郎皇侃。但熊氏常常违背《礼》的本经，过多引用其他的说法，就像往南走却朝北行，马跑得虽快，却离目的地越来越远；皇氏虽然章句详细准确，但稍微有些繁杂冗长，而且既尊崇郑氏的学说，却又时常违背郑义，这就如同水落不归本源，狐狸死后头不朝着巢穴的方向：这是两家的弊病。只有郑玄的注本内容丰富，考证精确详尽，几百年来，研究《礼》的人钻研不尽，自古以来注释《礼》的善本，大概没有比它更好的了。我冒昧地发表这些看法，还请姐姐指教。”
亭亭听了，不禁连连点头说：“如此深刻的见解，才看得出读书人自有独特的见识。真是家学渊源，我甘拜下风。”说完，她亲自倒了两杯茶，端了上来。二人喝完茶，闺臣暗自想道：“她的学问，如果用平常的经书去考她，恐怕难不倒她。好在她远在外国，我们天朝历朝历代的历史，她或许不太留意，就算知道一些，其中的年代也十分繁杂。何不用历史来考考她呢？”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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