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我去深圳出差，接待我的人竟然是高三、二班的那个同学任平松。
他乡遇故知，我们酒酣耳热之后，任平松聊起了何雅惠，我才知道她父母真正离婚的原因是她爸爸同部队卫生所里的一个女军医发生了婚外情。
她妈妈去部队里又哭又闹，部队给他爸爸一个不轻的处分，二人最终走到了离婚的境地。
何雅惠选择了跟随爸爸。
那天晚上回到酒店之后，回想起和我在寒风里聊了两节晚自习的何雅惠，我隐约明白了她那晚最后提到的“勇气”是何含义。
她所谓的勇气，应该是指面对父母关系破裂，我给了她一定精神抚慰，让她更有勇气去坚强面对。
何雅惠父母离婚后，母亲回了湖南老家。
她本人发生了很大变化，变得更加沉默寡言，脸上再也看不到笑容。
她也再没给我单独相处的机会 ，而是有一次在课间以还书的名义，把一本物理教科书塞到我的手里。
书里夹了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关宏军，让我们一起努力吧，我们大学见!
我也在书里夹上纸条，在课间还给了她。
纸条上写了两个大字：加油！
可还没等我踩到油门踏板全力加油时，意外发生了。
我在一场斗殴之后，被学校停了课。
学校在事后的通报里，把发生打斗的原因归咎于”争风吃醋“。
这是我看到的最滑稽的一份校方通报，它竟然把”争风吃醋“这样的罪名堂而皇之的扣在学生的头上。
时至今日，我仍然耿耿于怀。
多年以后，我的官职让我的名字足以写进母校校友录时，学校发来请柬邀我参加校庆活动。
我把装帧精致的请柬撇到办公台上。秘书诧异地看着我，我冷冷地说了一句：“把它用碎纸机粉碎了。”
这次打架的对手是郑桐，任平松跟我提起的那个副县长的儿子。
那天，在食堂吃过晚饭。我正在水池边刷我的饭盒。
任平松气喘吁吁地跑来告诉我，他们班同学郑桐带了几个人在教室门口堵我。
任平松说：“这事肯定和何雅惠有关，郑桐这是追她不成，找你撒气。”
他拽着我的手，苦口婆心地劝我先找个地方躲起来。
我的秉性就是强按牛头不喝水。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回头来看，当时的我是多么的幼稚、浅薄、冲动和不计后果！
我撇下饭盒跑回教室。
一个是趾高气扬、目中无人的官宦子弟。
一个是宁死不屈、无所畏惧的农民儿子。
战争一触即发，连战争前的那句“勿谓言之不预”的开场白还没说，两边就乒乒乓乓的打在了一起。
当然我这边应战的只有孤独的一个人。
即使有同仇敌忾想帮我的，也碍于郑桐的背景望而却步。
他们的拳头像雨点一样砸到我身上，不一会儿我就鼻青脸肿，眼眶黝青，浑身挂彩。
退无可退，避无可避的我，陡然如发疯的狮子，大吼一声，操起身边的一把椅子，抡出一道快意恩仇的弧线，结结实实的砸在郑桐的额头上，殷红的鲜血立刻涌了出来。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在打架中取得胜利，虽然这是一场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惨胜。
而其代价和后果则更为惨痛，我被学校勒令开除了。
原因是郑桐家人不接受赔偿，不接受道歉，唯一的诉求就是要求学校将我除名，以解心头之恨。
可事情的起因是什么呢？不应该是郑桐追求何雅惠不成，将火气发泄在我身上，进而对我寻衅滋事吗？
可学校坚持认为我们是在争风吃醋，我和郑桐半斤八两，把我们的罪行划了等号。
结果就是谁吃得亏大，谁就有理了。
学校政教处有一个姓李的主任，又秃又矮，长得相当滑稽，同学背地里给他起了个外号——“土豆探长。”
“土豆探长”坐在办公椅上，带着一副瓶底厚的高度近视镜，连哄带骗地威胁我：“关宏军，你这回惹了大祸，如果不是我安抚郑桐的家属，你现在已经被送到派出所了。”
我轻蔑地说：“我只是正当防卫，如果为了真理，我宁愿把牢底坐穿！”
他张了张嘴，一时不知从何辩驳。
因为就在两天前的思政报告会上，他在发言时曾经引用过一位革命志士的誓言“如果为了真理，我宁愿把牢底坐穿。”
在这个场合，我引用了同样一句话，在他眼里就是公然挑衅，他非常震怒，目露凶光，恶狠狠地对我说：”经校委会研究决定，开除你的学籍，希望你到社会上后要遵纪守法，做一个合格的公民。”
我大义凛然地回道：“开除我可以，但争风吃醋这个罪名我不能接受，因为这关乎我的声誉。”
他用莫名其妙的眼神看着我，实在搞不懂我这样一个没权没势的穷学生有什么“声誉”可言。
这场交谈不欢而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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