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本小说，可以说是出现的太及时了，恰好迎合了当世的主流观点，不仅是平民百姓竞相传扬，士子官宦亦是站在政治的高度纷纷点赞。
一时间，满城尽闻“东汉末”，众口皆赞“刘关张”，“三国风”引爆全城，接着席卷曼蔓延开来。
便是数百里之外的苏轼也是听闻此书，特地托人从金陵购回。王棣此次杭州之行携带了全套《三国演义》作为奉礼。
苏太守倒是沉得住气，直待某日稍有闲暇方问及此事：“王三郎，你还不从实招来？”
面对老苏的兴师问罪，王棣只摊摊手，撇撇嘴，回以沉默。
早知道会这样啊，招什么？事实胜于雄辩。
《三国演义》总共百二十回，分十二卷刊印，这时市面上刚发行到第十卷。王棣让“染墨轩”先印了末两卷的样书送与苏轼，可谓是诚意满满。
苏轼爱读《三国演义》，并去信王安礼询问“品涩居士”其人。王安礼是知晓此中辛秘的，却未正面回复，只说问王棣即可。
事实上，《隋唐演义》上市后，王棣便告知家里长辈有关事宜。不好隐瞒了，猛然往家里拿了数百两银子，这算是巨款了，总得有合适理由吧。
三郎竟是“品涩居士”？老夫人及王安礼等人乍听之下，也是懵圈了，好不容易才完全消化。欣喜之余，亦与王棣一般不欲传扬此事。此时旧党执政尽废新法，一干别有用心之辈对王安石一脉可是千方百计地寻错、挑刺。王棣若是做了这出头鸟，只怕会被针对，且待时机成熟吧。
不过，苏轼不同。
他虽属旧党，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反对变法。
开初，他与司马光都觉得坚守“尧舜时代”和“孔孟之道”这些祖宗之法社会就不会出乱子。
但两人最大的区别便在于司马光纯粹是为了反对而反对，而苏轼不一样。苏轼并没有全盘否定变法，他只是对其中损害百姓利益的举措反对，甚至在后来看到了变法的成效后还拥护变法。
也正因如此，是以元佑元年，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他对旧党执政后，暴露出的腐败现象进行了抨击，由此，他又引起了保守势力的极力反对，于是又遭诬告陷害。至此他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遂知杭州政事。
再者，元丰七年的金陵之会，王安石与苏轼这二位文坛宗师诗酒唱和，畅游于山水间，往昔种种恩怨烟消云散——怨懑只因政见不同，对事不对人，世间好男儿，惺惺相惜，哪来的化不开的仇恨？
况且，苏轼与王安礼素来友睦，又怎会对王棣心生恶意？
东坡居士，千古文豪，开一派文风，彼时文坛领袖。所谓“苏门四学士”，凡秦观、黄庭坚、晁补之、张耒四子，宦途虽不显，然皆文名于朝野，一时瑜亮；然又有李格非、廖正一、李禧、董荣者，俨然“苏门后四学士”也，并世闻名。文学之集大成者，当世数东坡居士苏子瞻。
一句话，苏轼爱才。
这是有史以来乃至往后推千年文风最鼎盛的时期，短短百余载，数不尽风流人物。
最最重要的是，不缺神童。
嗯，苏老泉是反面例子。
《宋史?选举志》中记载，“凡童子十五岁以下，能通经赋诗，州升诸朝，而天子试之，其命官，免举无常格。”啥子意思？每多神童呗。
蔡伯俙，字景蕃，福清南隅人。生于北宋大中祥符六年。大中祥符九年，伯俙名为四岁，应童子科考试，廷试时诵真宗赵恒御制诗，真宗见他机灵，当即赐诗一首：“七闽山水多灵秀，三岁奇童出盛时。家世应传清白训，婴孩自有老成姿。才当学步来朝谒，方渐能言便赋诗。更励孜孜图进益，青云万里有前期。”
是以，王棣之才……并不妖孽。其生当逢时，正遇群星璀璨，不多他这一个。
不过，缘由种种，“品涩居士”之名固然闻于士林，然元佑五年，终不为世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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