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初十，春暖花开，良辰吉日。
今日殿试，皇宫集英殿成了万众瞩目的焦点。
开宝六年，翰林学士李昉知贡举，主持在东京贡院进行的全国会试。经过各场会试，共录取进士、各科及第者三十八人。其中有二人在召对时因“材质最陋，对问失次“而被黜落。落第进士徐士廉击登闻鼓，控告李昉“用情取舍“，要求殿试，以求公道。太祖下诏从落第者中选出一百九十五人和已中的三十六人，在讲武殿进行复试，由太祖亲自主持，结果又有一百二十七人及第，而原录取的人中又有十一人落选。张榜后，朝野大哗，李昉降职。这次科举案，成了殿试的发端。
开初，进士过省赴殿试，尚有被黜者，远方寒士，殿试下第，贫不能归，多有赴水死者。
仁宗得知后心有不忍，自此凡参加殿试者皆不点落，此举也被后世历朝所效仿。
但也有另一种说法，可信度极高。
宋初的殿试，有末尾淘汰制。就是在殿试时排名最后的考生会被黜落。仁宗时，发生过一起举子因累举进士不第，便愤而投靠西夏，并帮助西夏攻打宋朝的事件。这位在数次殿试中都被黜落的举子叫张元，他自恃才高，负气倜傥，有纵横才，屡试不中后，愤而走西夏。当时正值西夏开国皇帝李元昊当政，且早有觊觎中原之意，元昊得张元后委以重任。当时与张元叛逃的还有另一吴姓书生——“华州有二生张、吴者，俱困场屋，薄游不得志，闻元昊有意窥中国，遂叛往，以策干之，元昊大悦，日尊宠用事，凡夏国立国规模，入寇方略，多二人教之。”
在张吴的辅佐下，西夏国力大增，曾三次大败宋军，并有意夺取关中之地，攻占长安，但因宋军顽强抵抗，西夏军战败。张元当年的“走夏州”之事，给宋朝以极大震撼与教训，仁宗嘉佑二年，宋朝改革了当时科举进士中的殿试实行的末尾淘汰制，凡是进入殿试之人，一律录取，成绩只作为排名依据。
单以此论，张元之后的进士是得感激此人冲冠一怒的。
殿试只是一天，考一道策问题。
宋初承袭前朝旧制，殿试题为诗赋，太宗时又增加了策论的内容，但在实际评卷过程中，考官仍主要以诗赋的好坏来作为主要评判标准，策论好坏的重要度不高——
“进士先试策三道，次试论，次试诗赋，先考策论定去留，然后与诗赋通定高下。”
神宗始，用王安石推行变法，大力改革科举，取消了诗赋及明经诸科，增加进士科名额。殿试题从诗赋论改为策问一道，成为了后世效法的典范。
相比诗赋的浮华，策问就实在得多，可以让考生自由发表见解，针对国家现实进行思考，避免了死记硬背，也有利于统治者甄选出所需要的经世之才，顺应了科举考试趋成熟的必然要求。
殿试在辰时正开始，卯时正，新晋进士便齐聚皇宫城墙前，等待官家诏入大内集英殿。
千余名进士及诸科大宋日后的希望种子排成两列，浩浩荡荡。省元王棣与亚元马涓排在队首，挺胸收腹，傲然而立。
王棣第一次近距离观视大宋皇城，心下颇多感慨。
但凡大一统的中央王朝都会建造成金碧辉煌的宫殿来彰显身份、国力。秦朝有阿房宫、汉朝有未央宫、唐朝有大明宫，王棣去过明清两朝的故宫紫禁城，眼前这大宋皇宫确是够寒酸的，平淡无奇。
皇宫规模很一般，周回仅五里。所谓的“周回五里”指的是周长五里，要知道唐朝的大明宫，周长最少也达到十五里。而且宋朝的“宫城周回五里”指的还是皇城，皇城之内还有宫城，而大明宫的的周长十五里指的可是宫城。两相比较之下，宋朝的皇宫简直就是“四合院”。
这样的宫闱建造跟宋朝的经济实力可以说是背道而驰。要知道宋朝的经济在封建王朝当中是名列前茅的，而且发动的商品经济、海外贸易经济为宋朝带来了巨额的财富，其时经济总量占全球的二成左右，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按道理来说，在这种发达经济的支撑下，宋朝的皇宫就算不像大明宫那么磅礴大气，也不至于如此“小家碧玉”。
实际上，宋朝皇宫“小家碧玉”是有原因的。所有的宋朝皇帝都算比较平庸，除了宋真宗好大喜功去泰山封禅外，大部分皇帝的规规矩矩、本本分分的处理国家政务，没有特意的去追求物资的享受。
再加上宋朝建国之初，宋太祖赵匡胤一直在思考如何汲取前代教训使江山社稷得以永固，感怀前朝百姓因收到剥削压迫而最终奋起反抗，遂下令命人刻了一座石碑，立在太庙寝殿的一间密室里，平时遮蔽得很严，任何人不得进入，只有太庙四季祭祀和新天子即位时，这间密室才能打开，届时天子在一名不识字的宦官引领下进入，别人都不知道碑上刻的是什么。
呃，作为开挂的王棣知道那座石碑上刻的是：“保全柴氏子孙，不杀士大夫，不加农田之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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