邸报的内容由于多受限禁，许多为读者关心的新闻得不到报道，“定本”审查制度又造成出版时间上的稽延，使得邸报不能满足人们对新闻的需求。有人抱怨说：“动辄年旬日，俟许报行，方敢传录，而官吏迎合意旨，多是删去紧要事目，止传常程文书，偏州下邑往往有经历时月不闻朝廷诏令。”特别是在时局紧张、社会动荡的时候，邸报受到的限制更多，更是不能满足读者了解形势的迫切需求。
而且，朝报由于出版前需要送检，出版后往往又是“逐旬”邮寄，因此效率低下，等报纸送达外官手里时，“新闻”早已成“旧闻”。
如殿试评卷之后，朝堂“唱第”，即在朝堂中宣布进士名次，然后，便可以布告天下了。布告的形式有三：在放榜日贴出榜文；在邸报上刊载及第的进士名单；给及第的考生送“金花帖子”，长五寸，宽二寸半，“书其姓名，花押其下，护以大帖，又书姓名于帖面”。但不管是哪种布告方式，时间都得比“唱第”之日延后若干天。
显然，朝报固然由进奏院编辑刊印，是宋政府的官办报纸，内容均抄录自政府公文，发布的是官方权威信息。但属于履行公事，无甚用心，效率低下，招致多方诟病。
朝廷当然知道此节，是以对民间办报的限制慢慢有了松动，身为礼部尚书的苏轼对此知之甚详。
王棣经过一番调研后，定下了“东京时报”的办报方针与宗旨：真实性是第一要素，绝不能胡编乱造、空穴来风；合法性，不能犯禁忌太过，打打擦边球是可以的；时效性，要在第一时间刊印京中时事要闻；多样性，不仅仅限于时事，可以说说风土人情，邀请各方面专家名士写写文章杂谈嘛。只要秉持这四点，不愁“东京时报”没人看。
他与苏轼如是说：“……报道的内容主要为朝报未报之事，或是官员陈乞未曾施行之事，以及人事任免方面的传闻，如今日某人召、某人罢去、某人迁除，又或意见之撰造等等……绝不会撰造命令，妄传事端，朝廷之差除，台谏百官之章奏，以无为有……务必做到反应快速，日书一纸以出局之后，省部寺监知杂司及进奏官悉皆传授，若是依循而为，他日人必以先得者为功，一以传十，十以传百，以至遍达于州郡监司。人情喜新而好奇，皆以本报为先，而以朝报为常……”
妹夫难得请托一回，且非违法乱纪、有悖原则之事，苏轼自是要开开方便之门的，此事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可供操作的空间很大。
他倒是未明确表态。
待隔了半月，王棣拿着样报再次登门，苏轼惊诧于其的办事效率，接过样报细细阅读。
这是一份后世标准的四开大报，刊头“东京时报”四个大字一看就是王棣手书——王棣中了状元后，“三郎体”在京中愈发受到追捧，其一幅寻常的字在市场上也可售出一百贯，而且有价无市。这“东京时报”虽是印刷品，但毕竟也算是王棣真迹，仅此一条便值得五十文钱。而且此报纸张上佳，相较于朝报无论是排版还是印制都更为精美，售价六十文似乎不算贵。当然，关键在于内容。
第一版是“时事要闻”，说了几条时事，譬如夏五月乙未，复置通礼科。丙申，诏恤刑。辛丑，诏大臣堂除差遣，非行能卓异者不可轻授。仍搜访遗材，以备擢任。夏人寇熙河兰岷、鄜延路。壬寅，太白昼见。壬子，赐南平王李乾德袍带、金帛、鞍马。等等。
第二版是“东京趣闻”，如遂宁郡王府的蹴鞠队赢了楚国大长公主府的蹴鞠队；京中花魁大会筹备事宜。诸如此类。
第三版则是“三味书屋”，刊印了大儒孔若虚的一篇论文、苏右丞的一则游记及新鲜出炉的《中庸章句》节选。
第四版则是“百家杂谈”，几篇文章俱是介绍京中的吃喝玩乐，其中有一篇便是醉倒在“谪仙居”的某位美食家诉写，着重介绍了“谪仙居”的美酒佳肴。
看到此处，苏轼指了指王棣：“你这小子……”
王棣眨了眨眼睛，表示不明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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