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人乃有共识：“书法之道，卞胜于京，京又胜于襄也。”
王棣对这位小姑父观感极佳，对于后世评价蔡卞“欺上胁下，陷害异已”很是不以为然。熟知历史的人都应该知道，在历史上只有做错事的人和做对事的人，没有什么好人坏人，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最好是对事不对人。而原本那个时空的《宋史》将蔡卞列入“奸臣传”，完全是政治所需，党争误国，总得找出几个有足够份量的人做替罪羊。
至于吴安持父子，倒真的只是一面之缘。大表兄吴仰已婚，荫官在外，未曾见过。二表兄吴雇、三表兄吴僎与王棣年龄相仿，正月见过一回。而大姑父吴安持刚刚在礼部衙门见过。
在礼部部堂拜见尚书大人，是苏轼的意思，大抵是要为小妹夫赚取些政治资源，也算是对外界释放他极看重新科状元郎的信息。
其时也不知苏轼是有意或是无意，吴安持恰好去禀告礼部事宜，姑父、内侄二人方算是照了个面。谈不上亲近疏离，只有些微尴尬。
吴安持四旬出头，容貌隽秀清癯，鬓角染霜，稍显沧桑，仔细瞧了王棣一眼，微笑着邀内侄过府叙叙。
王棣自是不失礼数地回答说，得暇时一定登门拜访。
这次见面波澜不惊，王棣也没真想去拜会这位亲戚，毕竟老夫人那不好交待。
苏轼却意味深长的说道：“吴侍郎乃是谦谦君子，某是极钦佩其为人的。朝中若多些他这般的官员，实乃大宋之幸。”
苏轼所言，大抵透露出两个信息。
其一，吴安持做官为人都极具原则性，仕途虽不显，但也不会坎坷，为官多年政治资源是有的，王棣不妨多与他走动走动。
其二，苏轼已然意识到党争之害，但因所处位置，便是想激流勇退也是不成，唯有苦撑着。是以，他是羡慕吴安持不站队、不入党的政治立场的。也唯有如此，方能在夹缝中求生存，不被任何一方所牵累，心无旁骛的做些实事。
王棣默然不语，为官之道他是知道的，一朝天子一朝臣，若想平平安安的游走于仕途，就得趋避党争。君子群而不党，小人党而不群。朋党朋党，无论是一党独大还是多党纷争，在统治者看来，都是不易掌控也不利于国家发展的。但似吴安持这般，又无法施展政治理念，说的不好听些，只能是畏畏缩缩的厮混着，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很矛盾的现实，徒呼奈何？
其后，吴安持送了贺仪至枣家子巷，并让次子吴雇帮忙走动。
王氏“木”字辈子孙成婚乃是大事，更何况王棣身份较为特殊，更需重办。
巧的是，差不多同一时间，远在扬州的蔡卞也让长子蔡仍赴京送上贺仪并留下帮忙。
这对连襟在此时倒难得有了默契。
从七月中开始，王府便忙于三郎的婚事。
此前该需的程序仪式都走了一遍，但府中总归有诸多繁琐碎事需要一一处理，婚房布置更是重中之重。
王棣倒是不理事的，自有长辈指点处置。他偶尔还想，这年头，男人娶妻是大好事啊，总得大赚特赚一番。
这也是其时风俗所致。时人以为，养女当早为储蓄衣衾、妆奁之具，及至遣嫁，乃不费力。若置为不问，但到临时，又有何术?不过临时鬻田庐及不恤子女之羞见人也。
总而言之，宋代女性的嫁妆是历代中最重的。这里面既有衣服首饰和家庭日用品，也有土地、田产或者房产等大宗物品。至于数额也是因地而异，因人而异，相差比较大。但是整个社会风气，是偏重于厚嫁的。
王棣自是不在意厚嫁薄嫁的，既决定娶苏静嘉为妻，感情是先决条件，他可不会同意盲婚盲嫁。
再者，苏轼兄弟虽同为朝中高官，还真无多少浮财，代父嫁女的嫁妆大抵是一些字画古玩。呃，这些可作传家宝，千年后可是价值连城的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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