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凿石开龛藏佛国，熔金铸像纳诸天。三教同栖崖壁里，千年香火共氤氲。”当晨露在埃洛拉石窟的石阶上凝成细碎的珍珠，李承乾一行已踏着微光步入这片赭红色的崖群。三十四座洞窟如被时光打磨的宝石，从东到西镶嵌在三里长的岩壁上，朝阳初升时，崖壁泛着蜜糖般的光泽，仿佛整座山都在轻轻呼吸。
李承乾身着月白锦袍，外罩的浅灰披风被山风掀起一角，露出腰间悬着的双鱼玉佩——那是茶博和罗城城主所赠，玉上一面刻着梵文“吉祥”，一面雕着汉文“长安”。他停在编号一的佛教洞窟前，望着洞口那尊横跨三丈的浮雕，忽然屏住了呼吸：阿弥陀佛端坐莲台，左右胁侍菩萨的飘带竟如大唐吴带当风般舒展，背景里的卷云纹缠绕着梵文咒语，云朵缝隙中还藏着几个极小的唐式楼阁，飞檐翘角栩栩如生。
“这窟开凿时，恰逢玄奘大师东归，”王玄策轻声道，“工匠里有位曾随商队到过长安，便把龙门石窟的神韵刻进了天竺的石头。”
李承乾伸手轻触佛衣的褶皱，石质冰凉却带着温润的光泽，那线条流畅如流水，与洛阳奉先寺的佛像竟有七分相似。“你看佛的眉宇，”他指尖划过佛像的眼睑，“既有天竺的悲悯低垂，又带着大唐的温和舒展。”
郭正一身着藏青长衫，正对着侧壁的飞天浮雕出神。那些飞天一手托着天竺的千叶莲，一手提着大唐的流苏囊，裙裾上绣着波斯的联珠纹，脚下却踩着佛教的九品莲台。“陛下您瞧这飘带的弧度，”他指着飞天腰间的丝带，“分明是学了阎立本画里的笔法，却又添了几分异域的灵动，像刚从恒河里捞出来的水袖。”
前行至印度教洞窟群，画风陡然一变。编号十六的凯拉萨神庙如巨兽般从崖体中崛起，整座神庙没有一根梁柱，全凭岩石自身的承重屹立千年。庙门两侧的浮雕上，湿婆神跳起宇宙毁灭之舞，发丝飞扬间竟刻出流动的火焰，每一缕火苗都带着灼热的质感；而舞神的脚边，却围着一圈佛教的莲花座，花瓣上缠着耆那教的吉祥结，三种符号在石缝里缠成一团，分不清谁是谁的根。
“太惊人了！”李敬玄手持折扇轻敲掌心，指着庙顶的浮雕，“那是印度教的毗湿奴化身，却披着佛教的袈裟；旁边耆那教的祖师，座下竟是印度教的神牛南迪。”他俯身细瞧，忽然笑出声，“这儿还藏着个小菩萨，混在印度教的众神里听法呢，眉眼间竟有几分长安慈恩寺的影子。”
王玄策蹲下身，拂去柱础上的浮尘：“当年开凿时，佛教、印度教、耆那教的工匠轮班作业，约定‘各刻其神，不相侵扰’。您看这根立柱，柱础是佛教的八吉祥，柱身是印度教的往世书神话，柱头却是耆那教的三宝石，像三个教派的智者手拉手站成了一排。”
李承乾绕着神庙缓步而行，在转角处发现一道隐秘的刻痕：佛教的忍冬纹与印度教的卷草纹缠绕成螺旋状，两种纹样在阳光下投下交错的影子，竟如DNA般相生相依。“这哪是刻石头，”他眼中闪着惊叹，“分明是在石壁上写‘和而不同’四个字。”
走到耆那教洞窟时，空气忽然静了下来。编号三十一的洞窟里，所有造像都闭目沉思，衣纹简洁如剪影。最精妙的是一尊裸身祖师像，肌肤的质感被雕得如真人般温润，连毛孔都清晰可见，而祖师的身后，却刻着佛教的菩提树，树上停着印度教的神鸟伽鲁达，鸟喙里还衔着一朵唐式牡丹。
“耆那教主张不杀生，连穿的衣服都只用植物纤维，”王玄策压低声音，“可他们却允许其他教派的神像刻在自家洞窟，这份包容，比石头还硬。”
一位守窟的老僧拄着菩提木杖走来，见李承乾看得专注，便用梵语念叨起来。王玄策翻译道：“老人家说，石头最懂人心——佛教的慈悲、印度教的雄浑、耆那教的清净，本就是一座山的三面，凿开哪一面，都能看到太阳。”
李承乾望着壁上三教神像共处的浮雕，忽然点头：“就像长安城里，儒生读经时，道姑在隔壁炼丹，僧人在巷尾敲木鱼，谁也不妨碍谁。”
在一处被苔藓半掩的侧壁上，李承乾发现了几行模糊的刻字。王玄策用帕子擦去浮尘，辨认道：“是梵文写的‘天下无二道’，旁边还有汉文的‘殊途同归’，字里带着柳体的筋骨。”刻字下方，有人用硬物凿了个小小的唐式方孔钱，钱眼里填着一粒菩提子，历经千年仍饱满如初。
“定是大唐的行脚僧留下的，”李承乾摩挲着刻痕，指尖能摸到笔画的顿挫，“他是在说，不管用梵文还是汉文，写的都是一个理。”
正午的阳光穿过洞窟的天窗，在地面投下斑驳的光影。李承乾坐在凯拉萨神庙的石阶上，望着往来的朝圣者：穿橙红僧衣的佛教徒对着印度教的神龛合十，裹着黄布的婆罗门给耆那教的祖师献花，戴白帽的耆那教徒弯腰拂去佛教浮雕上的尘土。山风吹过崖壁，石窟里传来不同教派的诵经声，梵文的、巴利文的、汉文的，混在一起竟如天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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