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多湾的晨雾还没散尽，王元宝已站在刚租下的铺面门前，指挥着伙计卸下最后一箱蜀锦。铺面是仿长安西市的样式，青瓦灰墙，门楣上挂着块黑底金字的匾额，“宝昌号”三个大字苍劲有力，是他特意请长安的书法名家题写的。
“东家，这博多湾的人气，可比咱们预想的旺多了！”伙计小李擦着汗，指着街上往来的人群，“你看那倭国武士，腰间挂的佩刀鞘，竟是用咱们大唐的鲨鱼皮做的；还有那妇人，头上插的珠钗，分明是登州的样式！”
王元宝捋着胡须笑了。他在长安西市做了二十年生意，靠着丝绸和瓷器发家，是出了名的“活算盘”。去年听说倭国平定内乱，又与大唐联姻，当即断定“海东必有商机”，带着十万贯本钱和五十名伙计，坐着楼船直奔博多湾。
果不其然，船刚靠岸，就有倭国商人找上门来，捧着黄金求购蜀锦。王元宝摸准了他们的心思——如今倭国上下追捧唐物，贵族们以穿唐衣、用唐器为荣，连太学的学子都要模仿唐人喝 tea（茶），这生意，稳赚不赔。
“宝昌号”开业那天，博多湾的百姓挤破了门槛。王元宝特意摆了个“唐物展”：橱窗里挂着蜀锦、吴绫、越罗，货架上摆着邢窑白瓷、越窑青瓷，角落里堆着龙井、普洱，连伙计们都穿着长安最时兴的圆领袍，引得倭人啧啧称奇。
“这蜀锦多少钱？”一个穿着唐式襕衫的倭国贵族挤到柜台前，用生硬的汉语问道。他是中大兄天皇的远亲，听说来了长安大商，特意带着家丁赶来。
王元宝指着一匹绣着牡丹的锦缎：“大人好眼光！这是蜀地贡品，一尺要一贯钱。不过您是头客，算您八百文。”
贵族眼睛都不眨：“给我来十匹！再要两柄邢窑的酒壶，我要送给二皇子做贺礼。”
这样的场面，王元宝每天都能遇上。不到一个月，带来的蜀锦就卖出去大半，白瓷更是供不应求。他赶紧让人回长安补货，特意嘱咐：“多带些《女诫》《千字文》，还有教唐话的册子，倭人现在就认这些。”
博多湾的唐商不止王元宝一家。登州的张五郎开了家“唐味楼”，卖长安的胡饼、洛阳的水席，连店小二都得会说几句倭语；明州的李大夫则开了家“回春堂”，用针灸和汤药治病，门口天天排着长队，据说连奈良的贵族都慕名来求医。
最热闹的要数“唐市街”。这条街原本是博多湾的旧码头，如今被唐商们租下来，清一色的唐式铺面，酒肆、茶馆、绸缎庄、书坊应有尽有。每到傍晚，街上就飘起胡饼的香气，传来唐商与倭人讨价还价的声音，偶尔还有醉汉唱着长安的小曲，活脱脱一个缩小版的长安西市。
王元宝的“宝昌号”很快成了唐市街的核心。他不仅卖货，还做起了“代购”生意——倭国太学要《十三经注疏》，他让人从长安国子监抄来；乐师要大唐的七弦琴，他托人从扬州定制；甚至有贵族想求一幅吴道子的画，他也敢应下来，说“三个月内必到”。
“王东家，这是太政官的订单。”中臣藤原的管家送来一张单子，上面用汉文写着：“需蜀锦二十匹、青瓷百件、茶叶五十斤，用于招待新罗使者。”后面还特意注明，“要最好的，钱不是问题。”
王元宝接过单子，心里乐开了花。如今的倭国朝廷，办公用品几乎全是唐物：天皇的案几是紫檀木的，大臣的笏板是象牙的，连盖印的印泥，都要从长安的“一得阁”采购。他算过一笔账，光是给倭国朝廷供货，一年就能赚回本钱。
生意越做越大，王元宝索性在博多湾买了块地，盖起唐式宅院，把家眷也接了过来。宅院仿照长安的布局，有正房、厢房、花园，甚至挖了个小池塘，种上从江南带来的荷花。倭国百姓路过，都要扒着门缝往里看，说“这是长安的小皇宫”。
他的儿子王二郎在院里开了个“唐话班”，教倭人说汉语、写汉字。来学的有商人、武士、甚至还有贵族小姐，课堂上“之乎者也”的声音，与院外的倭语叫卖声交织在一起，竟格外和谐。
“爹，昨天有个倭国武士，想用他的佩刀换咱们的《孙子兵法》。”王二郎拿着本倭人写的汉字作业，笑着说，“我说‘书不卖，但可以借你抄’，他高兴得给我鞠了三个躬。”
王元宝点点头：“做得对。生意不只靠钱，还得靠情分。你看这博多湾的倭人，以前见了唐商还躲着走，现在见了就喊‘唐兄’，这就是进步。”
奈良的贵族们也常来“宝昌号”串门。二皇子和安乐县主甚至微服私访过一次，指着货架上的《农桑辑要》说：“王东家，能不能多进些这样的书？太学的学子都抢着看。”
王元宝当即拍板：“殿下放心！我已让人在长安开了家书局，专门印刷倭人需要的典籍，以后每月送一次货。”
安乐县主笑着说：“那我替太学的孩子们谢过王东家了。对了，他们想学大唐的算盘，你能不能捎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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