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城京的春日，太学的讲堂里传来朗朗书声。吉备真备站在讲台上，手里捧着一卷《论语》，用流利的汉语讲解：“‘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诸位可知其意？”
台下坐着三十余名倭国贵族子弟，穿着统一的唐式襕衫，腰悬木简，齐声应答：“臣下侍奉君主当尽忠，君主对待臣下当有礼，此乃君臣之道！”
声音清脆，带着少年人的赤诚，连窗外的樱花飘落都没能分他们的神。吉备真备看着这一幕，嘴角露出欣慰的笑——三年前，他力排众议，奏请天皇仿照大唐国子监设立太学，教授儒经，当时不少旧贵族骂他“忘了祖宗”；如今，连最顽固的大伴氏，都把嫡子送进了太学。
“安麻吕，你来说说，”吉备真备点了个圆脸少年的名，“‘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这话与我倭国的‘忠魂’有何不同？”
安麻吕是中大兄天皇的远房侄孙，起身躬身道：“博士，弟子以为，‘孝悌’是对父母兄长的敬爱，‘忠魂’是对君主的赤诚，二者相通。就像大唐的‘忠孝两全’，咱们倭国也该‘敬亲而忠君’。”
这话答得滴水不漏，吉备真备赞许点头：“说得好！儒家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若连父母都不敬，何谈忠君报国？你们看大唐，皇子也要入国子监读书，正是这个道理。”
他转身在黑板（仿唐式发明）上写下“忠孝”二字，笔力遒劲，正是长安国子监的笔法。这黑板是他特意让人做的，用琉球产的乌木制成，比大唐的竹简更耐用，如今已是太学的“宝贝”。
太学的设立，离不开遣唐留学生的推动。吉备真备、阿倍仲麻吕等人在长安国子监求学时，就深知儒经对治国的重要性。回国后，他们联名上奏：“大唐之所以强盛，因其以儒经教化百姓，使上下有序。倭国欲兴，当仿其制，设太学，授儒经。”
中大兄天皇本就推崇唐化，当即准奏，下旨将平城京东侧的旧官衙改建为太学，设博士五人，分授《论语》《孝经》《礼记》《诗经》《尚书》，规定“凡贵族子弟，年满十岁必入太学，不通儒经者不得袭爵”。
开馆那天，天皇亲自率领文武百官前来祭拜先师孔子。祭坛上摆着大唐送来的孔子画像，天皇行三跪九叩大礼，宣读祭文：“朕欲以儒道治倭，使民知礼仪，国享太平，恳请孔圣垂佑。”
这一举动，彻底堵住了旧贵族的嘴。连天皇都拜孔子，谁还敢说儒经不好？于是，各氏姓贵族纷纷送子弟入学，太学的名额很快从三十人扩到了五十人。
阿倍仲麻吕负责教授《孝经》，他的课堂总是最热闹的。有次讲到“父母在，不远游”，有个少年问：“那遣唐使远离父母，算不算不孝？”
阿倍仲麻吕笑着答：“‘不远游’后还有一句‘游必有方’。为国家求学，学成归来报效，这就是‘有方’，不算不孝。当年我在长安，每月给父母写信，汇报学业，这也是尽孝。”
他特意带来自己在长安时给父母的家书，展示给学生看：“你们看，这信里既说长安的学问，也问家中的安康，忠孝本就可以两全。”
少年们听得入神，有人当场就说要学写信，“将来给在大唐的兄长寄信”。
太学的影响，很快超出了课堂。博士们每月在朱雀大街设“讲经台”，用倭语讲解《论语》，百姓们围得里三层外三层。有个卖胡饼的小贩，听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从此再也不缺斤短两；有个猎户，听了“见义不为，无勇也”，救下了被狼围困的孩童。
中大兄天皇常微服来太学听课。有次吉备真备讲“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他听得格外认真，课后对吉备真备说：“这话比《倭国书纪》里的神话管用。神话能唬人，儒经能教人，以后太学要扩大，让地方也设‘国学’，让百姓都能听儒经。”
不久后，天皇下诏：“凡入仕者，必先通儒经。太学学子需通过‘明经科’考试，方能授官。”这道旨意，让太学成了入仕的必经之路，学子们读书更用功了，连夜里都要点着油灯苦读。
菅原道真的儿子菅原清就在太学读书，他的汉文策论常被当作范文。有次写《论忠君》，他写道：“大唐天子为天可汗，我天皇为大唐藩属，忠天皇者，亦当敬大唐。此如子敬父，臣敬君，一脉相承。”
吉备真备看到这篇策论，特意呈给天皇。天皇看后大悦，在末尾批道：“此言甚善。儒经教忠，亦教敬上，大唐为上国，敬之便是忠道。”
消息传到长安，李承乾正在翻看倭国太学的课程表。见上面的科目、学制几乎与大唐国子监一致，连考试内容都有“帖经”“墨义”，不由得对裴炎笑道：“吉备真备他们，是把长安的国子监搬到平城京了。”
裴炎递上菅原清的策论抄本：“陛下您看，这少年竟知‘敬上国即忠道’，可见儒经已入其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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