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城京的春日里，一场盛大的婚礼正在朱雀大街上举行。菅原平身着绯红官袍，骑着白马，身后跟着十里红妆的队伍，正往大唐使团驻地方向去——他要迎娶的，是大唐工部尚书刘仁轨的女儿刘婉儿。
队伍路过市集时，百姓们沿街欢呼，有人撒起了米粒，有人举着“唐倭同心”的木牌。卖花的小贩把最新鲜的樱花插进刘婉儿的花轿，笑着喊：“刘姑娘，这是咱平城京的花，配得上大唐的新娘子！”
这桩婚事，是吉备真备亲自向长安奏请的。三个月前，他在给李承乾的奏疏里写道：“唐倭归心，莫若联姻。以血缘结纽带，比律法更坚。”李承乾看后，当即下旨：“准刘仁轨之女嫁与菅原平，赐永业田百亩，免税符一道，以为表率。”
消息传到倭国，亲唐派纷纷响应。裴炎的侄子裴宣，时任登州港舶司主事，主动求娶藤原氏的女儿藤原雪；大唐派驻九州的军将王勇，与当地渔女阿月情投意合，按唐制请了媒人；连吉备真备自己，也为孙子求娶了长安国子监博士的女儿。
朝廷索性借着这股风气，一次性赐婚十对唐倭新人。婚礼当天，天皇亲自赐宴，长安派来的观风使作为证婚人，用唐话宣读婚书：“今有大唐子民某、倭国子民某，依唐制六礼，结为夫妇。此后子孙，既为唐裔，亦为倭亲，共享太平……”
婚书上盖着“倭国之印”与“大唐礼部印”，红绸包裹的嫁妆里，除了蜀锦、瓷器，还有朝廷特批的“永业田契”和“免税符”——按新规，唐倭通婚的家庭，可额外获田五十亩，五年内免缴赋税。
“这可不是普通的婚事。”吉备真备在宴会上对众人说，“当年文成公主入藏，使吐蕃归心；今日唐倭联姻，要让两国百姓，像一家人那样亲。”
民间的效仿来得更快。平城京的“唐倭婚俗馆”刚开馆，就挤满了登记的新人。馆里按大唐“六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准备了流程，有专门的媒人用双语沟通，还提供汉文婚书模板。馆内墙上挂着两幅图，一幅是长安的婚礼盛况，画着跨火盆、拜天地的场景；一幅是平城京的新俗，将唐式花轿与倭国“婿入婚”（新郎入赘）的仪式结合，旁边注着“和而不同，方为大同”。
唐商张宝在博多湾做了十年生意，娶了当地织户之女阿秀。婚礼那天，他按唐俗给岳家送了“纳征”的聘礼（绸缎五十匹、茶叶十斤），又按倭俗陪阿秀去神社祈福，最后在婚书上同时签下汉文和倭语名字。“以后生了娃，既教他说唐话，也教他认倭字。”张宝摸着阿秀的红盖头笑说，阿秀则把母亲传的倭式铜镜塞进他手里：“这是咱倭国的规矩，新郎要护着新娘，像铜镜护着光亮。”
驻九州的唐军士兵里，三成娶了当地女子。军镇旁的村子里，常常能看到唐兵帮妻子挑水、倭女给丈夫缝补唐式军服的景象。有个叫李虎的士兵，妻子阿花是均田分到土地的部曲之女，两人种着朝廷赐的永业田，秋收时特意留了最好的稻米，一半送回长安给李虎的父母，一半留给阿花的家人。阿花学着做长安的“羊肉泡馍”，李虎则跟着阿花学唱倭国的渔歌，军镇的伙房里，常常飘着唐式炖肉与倭式酱汤混合的香气。
混血子女们成了最受宠的群体。朝廷给他们特制了“大唐倭籍”户籍，既算大唐子民，也享倭国优待——去学宫读书免学费，参加科举可优先录取，成年后还能任选唐式或倭式名字。平城京的街上，常见妇人抱着孩子散步，孩子嘴里一会儿冒出“爹”（唐话），一会儿喊出“父上”（倭语），母亲们笑着纠正：“跟娘学，该叫‘父亲’。”
学宫里，混血孩童们是最活跃的一群。阿竹的儿子娶了大唐农技博士的女儿，生的娃叫“唐竹”，既能背《论语》“学而时习之”，也会唱倭国童谣“樱花谣”；菅原平与刘婉儿的女儿“菅原华”，跟着母亲学长安书法，能写一手漂亮的欧体，跟着父亲学倭国和歌，在“唐倭诗会”上以一首双语诗作拔得头筹。她在诗里写：“长安月照蓬莱山，倭水长流大唐川，我家既有唐时砚，亦有倭国春。”
通婚带来的变化，悄悄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唐式厨房里开始出现倭国的味增汤，只是按唐俗加了些葱姜；倭国的榻榻米上摆起了大唐的瓷枕，枕头上绘着“唐倭渔樵问答”的图案；贵族女子学着唐妆“斜红”，却用倭国的红花汁调制，更添几分娇艳；大唐妇人也会梳倭式“高髻”，插上长安传来的金步摇，行走时叮咚作响。
逢年过节，家家户户更是热闹。元日时，既贴大唐的红春联，写着“唐倭一家亲”，也挂倭国的注连绳，祈求风调雨顺；中秋夜，桌上摆着长安的月饼与倭国的“月见团子”，一家人对着月亮，孩子用唐话念“床前明月光”，老人用倭语讲“月兔捣药”的故事，谁也不觉得别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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