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很好奇。”谢一扬点燃打火机，火苗在他瞳孔中跳动，“如果这些文件‘意外’烧毁，商标局会以什么为依据确权呢？”
火把划出抛物线的前一秒，侯总抢过钢笔签下了协议。
深夜十一点，国家商标局档案室。
老徐盯着燃烧的档案柜，手里攥着谢一扬送的劳力士。火势顺着油迹蔓延，最先吞噬的是1985-1988年的商标原始登记簿——那里记录着华为“菊花标”和中兴“ZTE”商标的最早使用证据。
“徐局，消防系统……”秘书刚开口就被打断。
“故障检修。”老徐机械地重复着谢一扬教他的台词，“按《档案法》规定……烧毁的商标以最新注册证为准。”
火光映红了墙壁上的《商标审查标准》，其中第三十二条被汽油浸透的纸页上，墨迹正渐渐晕染成一片混沌：“……恶意抢注他人使用在先商标的，应予以撤销。”
次日清晨，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
法官敲响法槌时，华为律师团集体起立。他们准备了三百页的答辩材料，包括1987年的产品照片、早期报纸广告甚至邮电部的采购文件。
“原告扬帆集团主张其对‘华为’商标享有专用权。”审判长翻动着案卷，“被告华为公司，你们提交的在先使用证据呢？”
首席律师激动地举起档案袋：“我们已向商标局申请调取原始档案——”
“被告律师请注意。”审判长突然打断，“商标局昨夜发生火灾，1988年前的所有档案均已焚毁。”
法庭哗然中，谢一扬的代理律师微笑着呈上新证据：一份盖有“国家商标局”公章的《商标注册簿补录证明》，上面清晰记载着“华为”商标于1991年3月由扬帆集团首次注册。
“基于现存唯一合法证据。”审判长扶了扶眼镜，“本院认定原告商标权有效。”
华为律师愤怒地摔了文件夹：“这是伪造的！我们要求笔迹鉴定——”
法槌重重砸下：“休庭！双方自行协商和解。”
同日中午，深圳华为总部天台。
任正非挂掉电话时，狂风掀起他稀疏的头发。法律总监跪在地上痛哭——最高人民法院刚驳回他们的再审申请，而工信部的“调解意见”已经下达：要么接受扬帆集团的专利交叉许可协议，要么失去国内市场准入资格。
“谢一扬给了最后通牒。”财务总监递上平板，屏幕显示着境外银行账户流水，“他在开曼群岛注册了‘华为国际’和‘中兴环球’，如果我们不签协议……明天这些空壳公司就会向全球发起侵权诉讼。”
任正非望向楼下，税务局和消防局的稽查车已包围大厦。更远处，深圳电视台的转播车正架起摄像机，准备拍摄“民族企业服从知识产权裁决”的正面报道。
“给他研发中心15%的股权。”任正非突然笑了，笑声嘶哑得像砂纸摩擦，“但告诉他……华为的商标，永远印在中国人的骨头上。”
傍晚，武汉扬帆大厦顶层。
谢一扬把两份股权证书扔进保险柜，与苏联坦克图纸和三峡大坝质检报告锁在一起。张铁柱的机械臂弹出全息投影：华为与中兴的全年营收数据正被重新计算，扬帆集团的“知识产权收益”栏暴涨至47亿元。
“老板，周检说最高检要查商标局火灾。”机械眼闪烁着警告红光，“老徐扛不住审讯。”
谢一扬按下遥控器，幕墙玻璃变成监控屏——画面里老徐正从武汉长江二桥上一跃而下，怀里紧抱着那块劳力士。镜头拉远，桥墩上“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示范基地”的铜牌在夕阳下泛着血光。
“告诉周明远。”谢一扬抿了口红酒，“该给商标局换块新牌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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