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11月18日，武汉阳逻港集装箱码头。
凌晨三点二十分，江面上的雾气浓得化不开。谢一扬站在12号泊位的龙门吊下，黑色风衣被江风吹得猎猎作响。他盯着手表，秒针刚划过12，远处便传来重型卡车的轰鸣声。
“老板，第一批到了。“张铁柱的机械眼在黑暗中泛着红光，声音压得极低。
三十辆集装箱卡车排成长龙驶入码头，车灯在雾气中连成一条扭曲的光带。谢一扬眯起眼睛，看着打头的那辆卡车在磅秤前停下——车厢微微下陷，磅秤显示“38.6吨“。
“重量不对。“谢一扬的声音像刀锋划过冰面。
张铁柱的机械臂突然伸长，撬开集装箱后门的铅封。随着“吱呀“一声，箱门大开，露出里面码放整齐的石块——每块都裹着印有“扬帆牌彩电“字样的包装纸。
“老刘这个王八蛋！“张铁柱的液压关节发出“咔咔“声，“说好每箱装够40吨石头！“
谢一扬没说话，缓步走向集装箱。他随手抓起一块石头，包装纸上的“29寸平面直角“字样在月光下泛着惨白的光。石头底部还粘着新鲜的红土——那是昨天刚从江夏采石场挖出来的。
“差1.4吨...“谢一扬突然笑了，笑声让身后的保镖们不寒而栗，“告诉老刘，他贪污的那部分，用他女儿的留学保证金补。“
远处传来汽笛声，一艘巴拿马籍货轮正缓缓靠岸。谢一扬转身走向码头办公室，皮鞋踩过积水，倒映出天上残缺的月亮。
上午九点整，海关监管区。
谢一扬坐在监控死角的长椅上，面前摊开着《出口货物申报单》。表格上“彩色电视机“一栏被打着勾，数量栏填着刺眼的“200，000台“。
“李关长，这批货今晚必须装船。“谢一扬将信封滑向对面，“非洲客户催得急。“
海关关长李为民——这个十年前被谢一扬从缉私队小科员一手提拔起来的中年男人，额头渗出细密的汗珠。他手指颤抖着打开信封，里面是一张照片：他老婆正在澳门葡京酒店的VIP厅里，面前堆着筹码。
“谢总...“李为民的喉结滚动了一下，“总署刚下发文件，重点监控电子产品出口...“
谢一扬突然按住他的手：“为民啊，记得九零年那艘走私Walkman的船吗？“他的拇指在李为民手背上轻轻摩挲，“当时你说'这辈子跟定我了'...“
办公室的空调突然“滴“了一声，李为民像触电般缩回手。他僵硬地拿起印章，在申报单上重重盖下“验讫“二字。
“装船吧。“李为民的声音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但总署要是抽检...“
谢一扬已经起身走向门口，闻言回头一笑：“那就看船长够不够聪明了。“
下午四点五十分，货轮甲板。
船长陈大勇——一个满脸横肉的福建人，正用匕首削着苹果。刀刃每次划过果肉，都带起一片薄如蝉翼的果皮，在夕阳下泛着血色的光。
“谢老板，这趟航线可不太平。“陈大勇将苹果递给谢一扬，“马六甲最近有海盗。“
谢一扬没接苹果，而是推过一张海图。图上用红笔圈出一片海域——那是距离公海还有12海里的地方，水深超过200米。
“这里海底有暗流。“谢一扬的指尖在海图上轻轻敲击，“船要是沉在这儿，连黑匣子都找不回来。“
陈大勇的匕首突然停在半空：“我的船员...“
“每人二十万安家费。“谢一扬从内袋掏出一张照片，“你儿子在厦门大学的学费，我包了。“
照片上，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正搂着穿超短裙的女孩走进酒店。陈大勇的脸色瞬间变得煞白。
“明晚八点，会有一艘快艇来接你们。“谢一扬将卫星电话放在桌上，“接到我的信号再弃船。“
海风突然变大，将甲板上的缆绳吹得“啪啪“作响。远处，最后一台起重机正将第500个集装箱吊进货舱。
次日上午十点，海关总署特派办公室。
谢一扬的咖啡杯停在半空，茶水间的电视正播放着《新闻30分》：“...针对近期出口骗税现象，海关总署将开展'利剑行动'，对电子产品出口实施100%开箱查验...“
“谢总！“林小军冲进来，脸色惨白，“总署的人已经到码头了！“
谢一扬缓缓放下杯子，陶瓷与玻璃桌面碰撞，发出清脆的“叮“声。他掏出卫星电话，按下预设的1号键：“陈船长，计划提前。“
电话那头传来剧烈的海浪声和福建口音的咒骂。谢一扬挂断电话，转向林小军：“让老李拖住检查组两小时。“
“拖不住啊！“林小军的声音带着哭腔，“这次是总署缉私局副局长亲自带队...“
谢一扬突然笑了。他从公文包取出一个牛皮纸袋，倒出一叠照片——全是那位副局长在澳门赌场的特写，最上面那张是他搂着两个金发女郎走进电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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