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对襄阳的刺探是“南张”计划中最为凶险、也最为迫切的一环，那么，将目光投向更南方的长江对岸——那片由碧眼紫髯的年轻人所统治的江东六郡，则是关乎我们长远战略布局的关键一步。
北方的曹操是迫在眉睫的生存威胁，荆州内部的倾轧是立足之本的挑战，而南方的孙权集团，则像是一头蛰伏在侧的猛虎，既可能是未来的致命威胁，也可能在特定条件下，成为我们借力打力、共同抵御强敌的潜在盟友。对其动向的准确把握，重要性不言而喻。
幸运的是，与深入龙潭虎穴般的襄阳相比，刺探江东的情报，我们拥有一个天然的优势——长江水道以及糜家那遍布长江沿岸的庞大商业网络。
糜贞的商船，常年往来于长江各处重要的港口码头，从荆州的夏口、江夏，到江东的柴桑、建业，甚至更远的吴郡、会稽。这些商船，不仅运送着货物，也成为了玄镜台探子们天然的交通工具和身份掩护。
在我的指示下貂蝉指挥着玄镜台，巧妙地将一部分精干的探员，伪装成商人、船夫、伙计，甚至是随船的家眷，利用糜家的商路，分批次、悄无声息地渗透到了荆州南部靠近长江的几个重要区域，如江夏、长沙等地，并进一步延伸至长江对岸的柴桑（孙权集团目前的核心据点之一）、以及夏口（江夏太守黄祖的驻地，也是未来可能与刘琦产生交集的地方）。
这些探子的任务，与襄阳那边的侧重有所不同。他们不需要像在襄阳那样，不惜一切代价地去接近权力核心，因为那样风险太大，也容易引起孙权方面的警觉。他们的首要任务是“观察”和“收集”。
观察什么？观察江东的港口、船坞，看孙权水军的规模、训练情况、舰船类型和数量；观察沿江城镇的兵力部署、粮草转运、市场繁荣程度，评估江东的战争潜力和动员能力；观察当地官府的治理效率、百姓的精神面貌，判断孙权统治的稳固性。
收集什么？收集关于孙权本人的性格、决策风格的情报；收集其麾下核心文武重臣，特别是那位传说中“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大都督周瑜，以及那位目光长远、据说提出了“榻上策”的鲁肃等人的信息，了解他们的政治立场、军事才能以及对荆州的态度；收集江东内部是否存在不同派系（如主张对外扩张的鹰派与主张保守发展的鸽派）的争斗；收集江东与荆州之间，特别是与江夏太守黄祖之间的冲突和摩擦的具体情况。
这些情报的来源，同样多样。有的是通过与当地商贩、渔民、船工的闲聊攀谈中获得；有的是通过观察官方发布的告示、军队的调动和操演推断；有的是通过与糜家在当地的商业伙伴或雇员进行信息交换（当然，这些伙伴并不知道情报的最终流向和真实用途）；甚至，一些胆大心细的探子，还会冒险潜入军营外围或官府附近，进行抵近侦察。
相较于襄阳传回的情报总是带着一种压抑和危险的气息，从江东方向反馈回来的信息，则呈现出一种截然不同的景象——那是一种蓬勃发展、锐意进取，同时也暗藏着勃勃野心的力量。
情报显示，自孙策遇刺、年少的孙权接掌江东基业以来，这位年轻的统治者展现出了与其年龄不符的沉稳和手腕。在他的治理下，江东内部的叛乱和骚动被迅速平定，山越等地方势力被逐步征服或安抚，政权日益稳固。
更令我关注的是，孙权正不遗余力地扩充军备，尤其是他引以为傲的水军。柴桑、建业等地的船坞昼夜赶工，打造新型的战船；水军士卒的训练强度和规模都在不断提升；周瑜等核心将领频繁巡视江防，演练水战阵法。种种迹象表明，江东绝非偏安一顾之辈，其向外扩张的意图已昭然若揭。
那么，他的矛头会指向哪里？
目前来看，最大的可能还是北方的曹操。毕竟，曹操统一北方后，挥师南下几乎是必然之势，长江天险是江东赖以生存的最大屏障。孙权所有的备战，首要目标必然是防御曹操可能的进攻。这一点，与我们的处境有共通之处。
但同时，情报也明确指出，孙权及其麾下的重臣，对富庶而分裂的荆州，同样抱有强烈的觊觎之心。荆州位于长江中上游，地理位置极其重要，一旦被曹操夺取，江东将直接暴露在曹军水陆夹击的威胁之下。反之，若能将荆州纳入囊中，或至少与一个可靠的盟友共同掌控，则江东的战略纵深将大大增加，进可问鼎中原，退可保有江南半壁。
因此，江东对于荆州的态度，极为复杂而微妙。他们既希望荆州能够顶住曹操的压力，成为江东的战略缓冲；又不希望看到一个过于强大、统一的荆州出现（无论是刘表掌控，还是我们这支外来力量主导）；更不排除在时机成熟时，主动出兵夺取荆州部分地区，尤其是江夏等沿江战略要地。
至于对我们这支投靠刘表的队伍，江东方面的情报显示，孙权和周瑜等人似乎也在密切关注。但目前，他们的态度尚不明朗。或许，在我们展现出足够的实力和价值之前，江东更倾向于将我们视为刘表麾下的一个不稳定因素，而非一个可以平等对话的潜在盟友或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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