卧龙出山，带来的不仅仅是主公刘备溢于言表的兴奋和核心团队士气的极大提振，更在短短数日之内，给这座死气沉沉的边境小城带来了一股肉眼可见的清新之风。
新野，这座我们赖以栖身的、破败而充满隐忧的城池，其内在的气象，正悄然发生着深刻的改变。
诸葛孔明没有辜负“卧龙”之名，更没有辜负主公那近乎将身家性命全盘托付的信任。
他几乎是以一种令人惊叹的速度进入了“军师”的角色，其展现出的条理性、效率和对全局的把握能力，远超这个时代绝大多数所谓的谋主。
这几日，我常常在处理完自己手头那些“见不得光”的事务后，有意无意地观察着这位新任军师的动向。
临时充作府衙的那间简陋院落，几乎成了他的第二个家。
每日天不亮，便能看到他房中的灯火亮起。主公将这些年积累下来的、关于新野周边地理、曹军动向、荆州内部势力分布的案牍卷宗，一股脑地搬到了他的面前。
换做旁人，面对这浩如烟海、真假混杂的信息，恐怕早已焦头烂额，但他却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将这些信息分门别类，梳理出清晰的脉络。
我曾“恰好”路过议事厅，看到他与主公、元直（单福）一同对着舆图讨论军政要务。
他手指在图上缓缓移动，分析利弊，条分缕析，声音不高，却字字清晰，逻辑严密，直指问题核心。
主公听得连连点头，眼中充满倚重；元直则在一旁适时补充，两人偶尔目光交汇，虽无过多言语，却隐隐透着一种智者间的默契。
对于我提供的一些经过筛选、不涉及核心机密的关于地方民情、物产的信息，他也能迅速抓住要点，并提出颇有见地的疑问。
除了埋首案牍，他还展现出了惊人的行动力。
每日午后，他都会在赵云或陈到的陪同下，亲自巡视城防和军营。新野的兵力本就捉襟见肘，且成分复杂，既有跟随主公多年的老兵，也有徐州溃散后收拢的散兵游勇，还有少量本地招募的新卒。军纪涣散、士气低落是常态。
但诸葛亮巡营，却并非走马观花。
他会仔细检查营寨设施，询问兵士的饮食起居，甚至亲自观摩操练，对其中的弊端毫不留情地指出。
对于违反军纪者，他会建议主公严厉惩处，绝不姑息；
而对于训练刻苦、表现优异者，也从不吝啬褒奖。
短短几日，“诸葛军师严明军纪、赏罚分明”的名声便在军中传开。
更难得的是，他还建议主公从本就紧张的钱粮中，挤出一部分，优先改善兵士的伙食和冬衣。
这些举措，虽然微小，却实实在在地温暖了人心。
那些饱经战乱流离、早已习惯了朝不保夕的兵士们，看向这位年轻军师的眼神，也从最初的好奇、审视，逐渐转变为敬畏和信服。
傍晚时分，他还会在城中走动，有时会驻足与田间劳作归来的流民交谈几句，询问收成与困难。
他谈吐温文尔雅，态度亲和，虽然言语不多，却总能让人感受到一种真诚的关切。
新野的百姓大多是因为躲避战乱才逃难至此，对未来本不抱太大希望。
但如今看到这位传说中的“卧龙先生”不仅年轻有为，更深得刘豫州倚重，且确实在为改善新野的局面而努力，他们那颗沉寂已久的心，也仿佛重新燃起了希望的火苗。
走在街巷间，能明显感觉到百姓的精神面貌，比之半月前，要焕发了不少。
这一切，我都看在眼里，心中暗自赞叹。诸葛孔明确实是经天纬地之才，他带来的这股“新风”，迅速扭转了新野此前那种压抑、沉闷、缺乏生机的局面。
这对于稳定人心、凝聚力量，是极为有利的。
然而，越是看到诸葛亮在公开层面展现出的强大能力和影响力，我内心深处那根名为“警惕”的弦，就绷得越紧。
我清楚地意识到，我与他，终究是不同的。
他走的是匡扶汉室、辅佐明主的阳关大道，而我，则必须在暗影中潜行，构建属于自己的、独立于刘备集团之外的力量体系。
诸葛亮的到来，从某种意义上说，对我反而是一件好事。
他就像一颗耀眼的明星，吸引了新野内外几乎所有的目光，无论是敬佩、期待，还是来自襄阳方面的猜忌与提防。
这恰恰为我那些不能宣之于口的秘密计划，提供了一层绝佳的掩护。
当所有人都关注着“卧龙”如何在军政层面大展拳脚时，我才有更多的空间和时间，去悄无声息地打磨我的“利刃”。
夜深人静，在属于我自己的那间不起眼的院落里，我召来了石秀。
“工坊那边，保密措施必须再提升一个等级，”我低声吩咐道，“所有参与核心技术研发和生产的匠人，活动范围严格限制在特定区域，与外界的接触必须经过筛选和监控。特别是那些新式弩机和‘霹雳子’（手榴弹/震慑弹的内部代号）的图纸、关键部件和成品，绝不能有丝毫泄露的风险。玄镜台的人手，要加强对工坊周边的暗中警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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