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清晨，雅加达的街头出奇地安静。
枪声停了，燃烧瓶也不扔了，连平时最爱在街头游荡的野狗都不见了踪影。
街道两旁的店铺全部紧闭，窗户上贴着戒严令，门口画着白色的粉笔标记，那是搜查过的记号。
几条主要街道上，每隔五十米就有一个持枪的士兵站岗。
他们穿着黑色作战服，戴着钢盔，脸上蒙着风镜，像一尊尊没有表情的铁像。偶尔有市民经过，都是低着头快步走，不敢多看，不敢多问。
雅加达老城区的三条烧焦的街道还在冒着青烟，空气中弥漫着一股令人窒息的气味，混合了焦炭、油脂和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甜腻味道，那是人肉烧焦后的味道。
夏红明今天换了辆敞篷吉普车，站在车后座上，举着望远镜往四周看。
他看得很仔细，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把每个方向都扫了一遍。
“差不多了。”他放下望远镜，拍拍司机的肩膀。
吉普车往前开，沿着雅加达的主干道缓缓行进，街道两边偶尔有人探出头来看，一看到吉普车和车上的黑色军装，又赶紧缩回去了。
夏红明忽然笑了一下。
马世杰在副驾驶上听到笑声，心里一紧。他太了解夏红明了，这位长官一般只在两种时候会笑：
一种是杀够了人的时候，一种是想杀更多人的时候。
“马世杰，你说那些部族长老们，现在在想什么？”夏红明问。
马世杰想了想：“大概……在害怕。”
“害怕就对了。”夏红明的笑容扩大了几分。
“他们这辈子怕过荷兰人，怕过英国人，怕过日本人，就是没怕过我们，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对他们太好了。”
“给他们修路、办学校、建医院，他们觉得我们好欺负，现在好了，让他们知道知道，我们比荷兰人还狠。”
吉普车拐进一条小巷，巷子深处有一座土着的祠堂，门前挂着一串被烧焦的布条，那是暴乱分子的标志，夏红明让车停下，跳下车，走进祠堂。
祠堂里面空荡荡的，神龛上的神像被人砸碎了，碎片散落一地。
地上还有几滩暗红色的血迹，沿着墙角延伸向院子深处。夏红明跺了跺脚下的石板，抬头看房梁，房梁上挂着一条白色的布幅，上面用歪歪扭扭的汉写着一行字：“打倒华联殖民者”。
夏红明把布幅扯下来，叠了叠，塞进口袋。
“留个纪念。”他对马世杰说，语气轻松得像在旅游纪念品商店买了件小玩意。
同一天上午，城外第一个部族村庄开始交人，因为清洗扩大化了，华联打算这一次必须重拳出击。
那是距离雅加达东南二十公里的一个较大村庄，有四五百户人家，以种植橡胶为主，村长老巴图是当地最有威望的长者，据说是荷兰殖民时期任命的地方头人，在土着中间说话很有分量。
前一天飞机撒下传单后，老巴图召集村里所有的长老开了一夜的会。
会上吵翻了天，有人主张抵抗到底，说华联军队不敢真的烧村子，有人主张交出参与暴乱的人，保全部族元气，还有人主张连夜逃跑，去山里躲一阵再说。
最后老巴图拍了板：交人，但只交外面来的暴乱分子，不交本村的子弟。
这个方案听起来是个折中，但实际操作起来根本没有可行性。
因为所谓“外面来的暴乱分子”，绝大多数都藏在各个村庄里，跟本村的人沾亲带故，根本分不清谁是外来的、谁是本地的。
更关键的是，夏红明要的不是这种遮遮掩掩的交人，他要么不交，要么交干净。
当老巴图带着十几个衣衫褴褛的“外来者”走到华联军队的哨卡前时，负责接收的士兵看了一眼就笑了：
“就这几个？夏长官要的是全部，不是凑数的。”
老巴图通过翻译解释了半天，说村里只有这些外来的人参与了暴乱，本村的人都是安分守己的良民，从来没有反心。
士兵听了翻译的转述，拿起电话打给了指挥部
电话那头沉默了十几秒，声音从听筒里传出来，不大，但清晰得很：
“告诉那个老头，他还有十个小时，明天下午两点之前，如果不把所有参与暴乱的人交出来，我就让他的村子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通话结束后，士兵把电话那头的话原原本本转达给了老巴图，老巴图的脸色一下子白了，嘴唇哆嗦了半天，最后缓缓转过身，带着那十几个人走了。
十个小时后会发生什么，没有人知道。
但所有人都知道夏红明是个说到做到的人。
下午一点多，城外的天空中出现了三架飞机。
不是撒传单的运输机，是华联空军的战斗机，低空掠过村庄上空，发动机的轰鸣声震得窗户嘎嘎响。
老百姓们从屋子里跑出来看，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只看到战斗机翅膀下的机炮闪着寒光。
十四点整，给出的最后时限到了。
十四点过一分，老巴图的村子方向，传来了第一声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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