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时期的农业病虫害防治同样取得突破。贾思勰所着《齐民要术》作为农业百科全书，详细记载了利用烟熏驱避害虫、以草木灰防治蚜虫等方法，创造性地提出“以虫治虫”理念，如利用黄蚁防治柑橘害虫，堪称生物防治的早期实践。书中还强调通过合理轮作、深耕细作改良土壤，增强作物抗病能力，这些技术至今仍在农业生产中发挥重要作用。
随着佛教、道教的兴盛，养生文化得到极大发展。道教学者陶弘景着《养性延命录》，融合儒、释、道三家养生思想，提出“养性之道，莫久行、久坐、久卧、久视、久听”等日常保健原则，将饮食调养、呼吸吐纳、心理调节相结合，形成系统的养生理论。同时，寺院经济的繁荣推动了药用植物的栽培与研究，许多寺庙开辟药园，僧医们在行医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用药经验，促进了民间医药知识的传播。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中外医学交流日益频繁。丝绸之路带来了印度的阿育吠陀医学、阿拉伯的香料药物，西域的葡萄、苜蓿等植物不仅丰富了食材种类，其药用价值也逐渐被发掘。而中国的针灸、中药等技术也通过商贸往来传播至周边国家，疾病防治体系在多元文化的交融中不断丰富与完善，为隋唐时期医学的鼎盛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唐宋时期，疾病防治体系达到新高度。唐代设立“太医署”，集医学教育、医疗服务、药物管理于一体，开设医科、针科、按摩科等专业，培养出大批医学人才；政府颁布《唐本草》，这是世界上第一部由国家颁布的药典，规范药物生产与使用。宋代设立惠民和剂局，统一制作、出售成药，方便民众预防和治疗疾病；《太平圣惠方》《圣济总录》等官修医书的问世，系统总结历代医学经验，推动医学知识的普及。
在农业领域，宋代陈旉所着《农书》详细论述了土壤改良、作物轮作等技术，提高作物抗病能力；出现专门的植物保护着作《稼轩集》，记载了利用害虫天敌、人工捕捉等生物防治方法。同时，民间出现大量药铺与兽医诊所，形成初具规模的医疗服务市场，标志着疾病防治从家庭式、经验式向专业化、商业化转变。这些发展不仅体现了中国古代医学和农学的智慧，更为后世疾病防治体系的完善奠定了坚实基础。
而在五代十国与其他中间大割据、大分裂与大动荡时期，尽管政权更迭频繁、战火连绵不绝，但疾病防治的探索并未因此停滞，反而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下呈现出顽强的生命力与独特的发展特征。频繁的战乱导致人口大规模迁徙，疫病随之跨区域传播，各政权为稳定统治，不得不重视疫病防治。南唐政权曾设立“病坊”，专门收治患病军民，这一举措不仅体现了人道主义关怀，也在一定程度上阻断了疫病的蔓延；前蜀宫廷设立“翰林医官院”，网罗各地医学人才，推动宫廷医学的发展，其积累的诊疗经验也逐渐向民间渗透。
在医学典籍传承方面，尽管时局动荡，医家们仍致力于经典着作的整理与研究。后蜀韩保昇主持修订《蜀本草》，在《唐本草》基础上增补新药、修订图谱，使药物学知识得以进一步完善；吴越国医家对《伤寒论》《脉经》等典籍进行校勘注释，这些工作为宋代医学的繁荣保存了珍贵的学术火种。值得关注的是，这一时期民间涌现出许多“游方医”，他们穿梭于各地，将不同地域的医药经验融合创新，形成了独特的民间诊疗技艺，如荆南地区的蛇伤疗法、闽地的瘴气防治经验等，这些知识丰富了疾病防治的实践体系。
农业病虫害防治在动荡局势下也有新的突破。由于粮食安全直接关系政权存亡，各割据政权重视农业生产技术的改良。吴越国修筑水利工程，通过改善农田灌溉条件增强作物抗逆性；南唐鼓励农民采用“稻田养鱼”模式，鱼群不仅能捕食稻田害虫，其粪便还可肥田，实现了生态防治与增产的双重效益。部分地区还出现了早期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地方官员通过编印农书、组织农谚宣讲等方式，向民众传授病虫害防治知识，如后周时期的《田家五行》便详细记载了根据天象预测虫害的方法。
养生文化在乱世中也发展出独特形态。战乱使人们更渴望身心安宁，道教的内丹修炼、佛教的禅定养生在士大夫阶层中广泛传播。一些医家将宗教养生理念与医学理论结合，如南楚医家着《养生三要》，提出“节欲、静心、调气”的养生法则，强调通过调节心理状态增强机体免疫力。此外，民间流行的食疗养生也愈发多样化，例如闽地利用当地丰富的海产资源，开发出多种滋补食谱，既满足口腹之欲，又达到预防疾病的目的。
尽管大分裂时期充满挑战，但正是这种复杂的社会环境，促使疾病防治体系在夹缝中不断创新。不同政权、地域间的医学交流与技术碰撞，为后世医学的融合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其积累的实践成果也为宋元时期医学的全面繁荣奠定了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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