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良身处朝堂之上，心中自是明白刘邦的脾性。他深知刘邦那刚愎自用且颇为自负的性子，若是太过直接地说他狠了，只怕会触怒龙颜，给自己招来不必要的麻烦。所以，张良略作思考，便巧妙地回转话题说道：“陛下，如今这世道，百姓们历经战乱，困苦不堪。若是轻傜薄税，那朝廷从百姓那里征收到的赋税、得到的收入，自然就不够丰足了。可朝廷诸多事务，都需要银钱来支撑，从官员俸禄到军备物资，从修建工事到赈济灾荒，哪一样都不可或缺。所以，一切都得量入为出，精心好生安排。这千头万绪之事，可不是个简单活儿，必然需要能臣干吏来操持办理！”
刘邦原本正沉浸在一种自我陶醉之中，对张良这话听得十分认真。当听到“轻傜薄税，朝廷收入不够丰足”以及“需要能臣干吏”这些话时，他又来精神了，眼睛里闪烁着自信的光芒，带着几分戏谑又像是笃定地说道：“萧何这家伙挺抠门的，他就适合做这事儿！”在刘邦眼中，萧何平日里那谨小慎微、计较钱财的模样，确实像是个会精打细算之人，与这一事务似乎颇为契合。
可话说出口后，刘邦却渐渐收起了脸上的戏谑。他转念一想，张良刚刚提及的这些，若真是按照这般说法，要做个像帝尧那般的贤君，自己这性格，实在是有些难以胜任。萧何呢，虽然平日里总是一副沉默寡言、稳重内敛的样子，但做起事来却极为周全细致，似乎比自己更有贤君的风范。
萧何啊，他可是个三天放不出个闷屁来的老书吏。刘邦心里清楚，在旁人眼里，萧何或许显得古板又无趣，但在自己心中，他却近乎完人一般。萧何心思缜密，为朝廷事务默默操劳，事无巨细，总能处理得井井有条。他从来不会为了邀功而夸夸其谈，只是踏踏实实地做着自己的本职工作。反正他老刘是无论如何也挑不出萧何什么毛病来的，要说在这世上，在自己眼里，萧何最大的毛病就是人老实话不多，总是把心里的想法深藏起来。
想到这里，刘邦也不再有心思去玩儿那些弯弯绕绕掏张良关于如何去做个贤君的见解了。他心里明白，张良学问高深，若是真追问下去，只怕自己一不小心又被张良说到自己的坏毛病上去了。于是，刘邦便直接问道张良：
“子房啊，今日朕好好思索了治国这等大事，你说那治国的要务，若想要使国君尊贵，能让人民都安宁，这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张良见刘邦发问，微微拱手行了一礼，语气沉稳而笃定地说道：“陛下，其实啊，无非就是爱民罢了！”
刘邦听了，眉头微皱，显得有些不解，不依不饶地说道：“朕也是从老百姓出身，自然知道百姓之苦，也知道要爱民！可这到底是该怎么样去爱民呢?你且给朕细细说来。”
张良轻轻点头，缓缓说道：“陛下，《太公兵法》上是有明确记载的。想那昔日，周文王也曾如此问过姜太公。姜太公说道：‘陛下，您要时刻想着，行事要以有利于老百姓为准，切不可有丝毫损害他们之心；要以成全百姓之事为己任，绝不能去做破坏他们生活之事；要让百姓们有活下去的希望和保障，切不可轻易杀害他们；要给予他们有利于发展的各种条件，切不可去夺取他们那些上天所授予的便利；要以让他们生活得安乐为目标，千万不要让他们受苦；要以让他们感受到幸福喜悦为念，万不可去激怒他们。’
周文王听了，很是虚心，连忙说道：‘还请先生详细解释一下其中的缘由。’
姜太公便细细阐释道：‘陛下，您想想，若是百姓不失去自己的工作，他们就能凭借劳动养活家人，维持生计，那这自然是有利于他们的；若是农民们能正常耕种，不耽误农时，庄稼得以丰收，那么他们的生计也就有所依靠，这就是成就了他们；若是能减免无端的刑罚，让百姓不再担惊受怕，那他们就有了安稳生活的活路；若是能少收取一些赋税，让百姓手中能有多余的钱财，那便是给予了他们的恩赐；倘若能把宫室台榭修得俭朴一些，不大兴土木，那百姓的劳力就能得以保全，生活也就能安乐了；而那些为官的官吏都能清正廉洁，不苛刻扰民，百姓就不会受到无端的苦难，自然就会对官府喜悦了。’
反过来讲，如果百姓失去了工作的机会，他们谋生艰难，这就是对他们的一种损害；若是农民的农时被耽误，庄稼无法正常生长，他们一年的收成就没了指望，这便是对他们的破坏；若是没有罪过也要随意惩罚，那无异于是在杀害他们；要是加重赋税，让他们本就困苦的生活雪上加霜，那就是在夺取他们的生计；若是修建过多的宫室台榭，让百姓疲于劳作，那便是让百姓受苦；要是那些官吏腐败，又苛刻又扰民，那百姓的日子就没法过，这自然会激怒他们。
‘所以啊，陛下，凡是善于治国的，统治人民就应当像父母爱子女一样，时刻关怀，悉心照料；也要像兄长爱弟弟一样，护着疼着，事事周全。看到百姓们饥寒交迫，就要为他们忧虑；看到他们劳苦奔波，就要为他们悲怜。对待赏罚，要有同理心，就像这赏罚是施行在自己身上一样；对待征收赋税，也要考虑百姓的承受力，好似拿走的是自己辛苦积攒的财物一样。这才是真正的爱民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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