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风云变幻的隋末乱世，张须陀率领的隋军在与瓦岗军的激烈交锋中不幸败北。洛口仓这座战略意义重大的粮仓，顺势便落入了瓦岗军的掌控之中。瓦岗军得到洛口仓这一充足的粮草储备支持后，就如同鱼入大海，鸟上高枝，发展之势愈发迅猛。
要知道，此前他们还只是一群依靠抢掠汴水官私船只勉强维持供给的流寇。在有了粮草的有力支撑后，短短几个月的时间，便迅速崛起成为全国最强大的一支农民起义军，声势浩大，威震四方。
话说公元616年四月，东都大业殿突发火灾。火势凶猛，浓烟滚滚，直冲云霄。隋炀帝正在宫中安坐，突然见到这场大火，误以为起义军已然攻进皇宫。惊慌失措之下，他全然顾不上自己的帝王威严，像一只受惊的兔子般，匆匆躲进了草丛之中。直到那熊熊大火渐渐熄灭，四周归于平静后，他才战战兢兢地从草丛中爬出来，心有余悸地庆幸自己逃过一劫。
此时的隋炀帝，已然没有了年轻时那股雄视天下的雄心壮志。面对国内愈发混乱不堪的局势，他不是积极思考如何平息叛乱，安抚天下苍生，而是选择了一种怯懦的方式——通过下江都来逃避现实。他的内心被深深的不安和无力感所充斥，仿佛整个天下的重量都压在了他的肩头，让他喘不过气来。
在这样的心理状态下，隋炀帝对于那些逆耳忠言，再也无心去听。朝堂之中，大臣苏威因直言义军蜂起的局势，与隋炀帝产生了矛盾，结果竟被无情地削职为民。那些本着一腔忠心，劝说隋炀帝留在北方全力安定局势的大臣们，也未能幸免。有人被关进暗无天日的牢狱之中，有人甚至遭受重刑，落得个身首异处甚至被处死的悲惨下场。
而此时的隋炀帝，心情脆弱得如同一个易碎的琉璃娃娃。他的行为有点像一只鸵鸟，以为只要自己把头埋进沙子里，外界的危机便不会再对他构成威胁。可他心中却十分清楚，外面的形势已经万分危急，皇宫犹如一座摇摇欲坠的城堡，说不定随时都会被汹涌的叛军攻破。
这年七月，江都新造好的龙舟被送到了东都。那一艘艘精美的龙舟，本应承载着隋炀帝的荣光与尊严，如今却成为了他被压垮心理防线的又一根稻草。七月初十，隋炀帝命十三岁的皇孙，越王杨侗与光禄大夫段达、太府卿元文都等大臣共同承担起留守东都的重任。
在临行前，那些无法跟随隋炀帝一同前往江都的宫人们，不禁痛哭流涕。她们泪眼婆娑地望着隋炀帝，苦苦哀求他不要离开。隋炀帝故作安慰，让她们安心，好好辅佐越王留守东都，声称自己这次出巡不过是在这一年之内的事情，很快便会安全归来。
然而，无论是宫人们还是那些忠心耿耿的大臣们，心中都明白得无比透彻——皇帝这一去，恐怕是再也不会回来了。在一片悲悲戚戚的哭声中，隋炀帝还是乘上了龙舟，向着相对安全又富庶的江都驶去，留下了满目疮痍、危机四伏的北方，以及那位年仅十三岁的皇孙越王杨侗和几名无助的大臣，独自面对这动荡不安的局势。
就在隋炀帝离开东都的三个月后，瓦岗军的形势愈发大好。李密向翟让明智地提出了夺取荥阳，争雄天下的建议。此时的翟让，在经历了与徐茂公等人的商议后，察觉到瓦岗军兵强马壮，粮草充足，正是大展宏图的好时机，于是欣然同意了李密的这一提议。
徐茂公见李密胸怀天下，且在日常行动中表现得极为出色，他不仅能够与大家同甘共苦，在作战时更是机动灵活、骁勇善战，心中对李密甚是钦佩，自然是全力支持他在瓦岗军的发展与决策。
于是，瓦岗军以洛口仓为坚实的依托，开启了一场波澜壮阔的军事征程。他们向着西方挺进，目标明确，那就是攻取一些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重要城池。
公元617年二月，隋朝的第二政治中心——东都洛阳的皇宫内，一场与瓦岗军的对峙即将拉开帷幕。年仅十四岁的越王杨侗，身负着关乎大隋社稷存亡的重任。面对日益逼近洛阳的瓦岗军，杨侗决定采取行动。他召见了虎贲郎将刘长恭，严正地命令他率领两万五千步骑兵，协同驻扎在虎牢关的裴仁基，一同讨伐瓦岗军，志在夺回洛口仓这一瓦岗军的命脉所在。
刘长恭与裴仁基约定，在十一日这天于洛口仓南边会合。那时的东都人，还对李密率领的这股农民军充满了轻蔑之情。在他们眼中，瓦岗军不过是一群饥饿难忍的抢米盗贼，根本不足为惧，仿佛只需轻而易举就能将他们一网打尽。
国子、太学、四门三馆的学士，以及贵胄勋戚们听闻此讯，纷纷踊跃应募从军。作为正规官军，他们器械完备整齐，每一个士兵的铠甲都擦得锃亮，刀剑在阳光下闪烁着寒光；衣服鲜明华美，那一抹亮色仿佛是他们在战争中勇往直前的底气；旌旗铮鼓极为壮观，仿佛在向世人展示着他们的威武雄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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