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羽的威望，加上糜竺的人品保证，商业司的建立总算是提上了日程。
实际上，以青州目前的状况，王羽若是想通过决议，只要下道命令就足够了，不需要反复磋商讨论。
截止目前，青州的各项政令基本上都是为了战争而服务的。屯田是为了积蓄粮草，对工业方面的改进是为了更好的武装部队，发展商业则是为了筹集更多的财富，教育是为了培养人才。这一切都是为了在争雄天下的过程中占据先机。
不过，这其中也有区别。
教育和屯田是最简单的，这里说的简单，并不是说这两项工作本身很简单。实际上，屯田对组织力和对农业的了解要求很高，若是那些连黍麦都分不清的人，就算再有学识，也很难在屯田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
教育更是复杂，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涉及到人的事务，没一个简单的，培育人才可比种田复杂多了。
关键的问题是，这种事在华夏历史上，有很多先例，同时也有成熟的经验可以借鉴，还有国渊、王修这种对屯田很有研究的干才，蔡邕、管宁等教过学生无数的大儒相助，王羽只要确立方略，放手让属下去做就可以了。
就连工业方面的问题，田丰的抱怨也主要集中在王羽提出的那些技术向的理念方面，组织生产什么的则没多大问题。
将工匠集中起来，组织生产，在秦朝时就有先例。田丰对秦朝未必有多少研究，但照猫画虎的本事总是有的。
在这方面，王羽的变革不算大，前景也可以预期，就是把工匠当成读书人对待呗。这种转变，属于观念问题，只要思路清楚了，做起来就很简单了。
只有商业不行。
华夏历史上，商业从来都没占过重要地位。虽然有吕不韦、范蠡这种在历史上留名的人物，但他们真正登上历史舞台，都是在弃商从政之后，历史上的糜竺也正是如此。
正因如此，有关于商业司的话题才进行了这么久，转变观念的同时进行政策细则的修订，确实不是一般的复杂。
商业司的掌舵人，糜竺自是责无旁贷。除了他和王羽，幕府内部没几个人对商业发展的前景有足够的信心，忧心忡忡者倒是大有其人。
热情不是成功的唯一因素，却是至关重要的一个。想想看，让一个自己都没信心的人来执掌，商业司的前景将会变得多么黯淡？
糜竺为此也是提前做出了决定，将家族生意全部交给将军府，一心一意的搞好商业司。
商业司长是个新职位，王羽对其的定位与农业相当。主管全国农业的大司农是朝廷的九卿之一，由此可以对这个新职位做出相应的评估。
王羽的回报还没完，宣布了对糜竺的任命之后，他又任命糜芳为新设的城阳郡太守之职。再加上作为将军府从事的糜贞，东海糜家算是彻底完成了由商人到新贵的转变。
当然，对此，众人或者会羡慕，但没人会提出异议。
在很多人眼中，糜家本来就应该享受外戚的待遇，再考虑到糜家在大战中做出的贡献，目前的地位，委实算不上多高。
借着这个机会，王羽又宣布了对其他幕僚的任命，田丰为长史兼冀州刺史，实际相当于青州军事集团的丞相。国渊为司农卿，审配为廷尉，王修为府卿，分别与九卿的大司农、廷尉、少府相应。
司农掌管农事，毋庸多说；廷尉负责刑律，因为田丰提出的反腐问题，王羽顺水推舟，命这二位商量着搞个商业法出来，顺便再搞出个廉政公署之类的机构，专门监督商业司。
九卿的少府管的本是皇室的钱财和皇帝的衣食住行事务，加上山海地泽之税。王羽没有称帝，王修自然没有前面那些职责，他这个职务实际上算是青州的财政部长，专门管钱财收支，和即将推行的货币改革。
至于工业方面的事务，王羽勉为其难的先自行处理，等徐庶联系上长安那边再说。
国渊干的还是本行，自无异议；田丰和审配就有点犯愁了，立法固然不是坏事，可问题是，这商业法不但事关重大，而且史无前例啊！这要怎么个搞法，肯定是要大伤脑筋的了。
但他们还没法推拒，毕竟这个提议是田丰自己提出来的，也只能在心里叫苦了。
最头疼的其实还是王修。
以通常的观点看来，铸币是桩美差，不过，青州的货币改革和从前的大不一样。不是收集好材料，开炉炼制就行了的。这其中囊括了很多，很复杂的程序。
首先，要回收辖内百姓手中的旧币。目前世面上流通的钱币有很多种，公信力最强的，就是汉武时代流传下来的五铢钱，其他诸如汉灵帝搞出来的四出五铢，董卓的董氏小钱，黄巾军搞出来的太平百钱，以及各路诸侯、豪强私铸的钱币等，五花八门的很多种。
其中董氏小钱是最坑爹的。
五铢钱本就不重，汉代的计量单位中，一两的二十四分之一为一铢，五铢也就是三到四克。董卓铸造的小钱都是不到一克的，汉末的第一次物价飞涨，固然有战乱的影响，但更多的还是因为董胖子造的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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