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江南笑道：“在部队施工得了腰肌劳损，有人出点子、叫我去住院几个月的；老爷子思想很革命化，写信要我服从组织决定，......临走时，部队给了医疗补贴100元，已经是很照顾了”。
冯治明说；“领这种补贴，是要进档案的、很些人担心回来以后怕影响工作安排，都不敢要的”。
忆江南回答：“连长说，入伍前有工作单位的就不用担心，还非要发给我”。
再说起文化大革命期间，两派群众组织搞武斗开枪打人，陕北红军唐胜利厂长的儿子被一颗子弹打了三个窟窿，子弹还留在肩胛处身体内。当时找不到其他医生，厂长夫人康秀兰不顾一切，硬是揪住柳老医生不放，也不顾他死劲求饶：“你去找别人吧，我是国民党的军医，你们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万一弄不好出了事情，我就成了阶级报复”。
康阿姨那也是走南闯北的老兵了，看着昏迷不醒的儿子，以一个母亲的身份下命令：“你马上给我把子弹取出来，否则我现在就饶不了你、你这个老反革命分子”。
就这样，被揪着衣领的“老反革命分子”、硬是被迫救了共产党高级干部儿子的一条性命。
闲聊当中，路医生还告诉忆江南：咱们工厂还有国民党副总统的妻甥、他是50年代清华大学最热门的电机系专业毕业生，就在技术科工作；那还是筹备中央机械厂阶段，分配到我们工厂里来的上海人，少年才俊、肚子里面是有真货的。
忆江南是见过那位名叫易立刚的“资产阶级孝子贤孙”的。
……
只是他快40岁了，还不结婚，比别人更显沉默。
忆江南感叹，咱们这个工厂还真是海纳百川藏龙卧虎啊。
卫生所的同事们，对这个开朗活泼的忆江南很是热情，一点都不保守很是乐意指点一二；很快，忆江南就熟悉了新工作，与卫生所的全体工作人员打成一片。
内科邓文昌医生，是一位40多岁的男医生，戴了一副深度近视眼镜，消瘦的身材高高的个子，经常会到工厂的家属区出诊、为那些行动不便的病人上门服务；每到要出诊的时候，就会带上忆江南一块去。
邓医生是那种中西医结合型的实用人才。他每次都是先给病人搭脉，再用挂在脖子上的听诊器听诊，教忆江南给病人量血压数心跳呼吸次数，怎么样使用听诊器……回来的路上再教她要注意哪些事项。“你在面对病人的时候，要注意侧开脸部，不要正面对着病人的口鼻呼吸，否则不就是面对面的直接气息对流吗？你要学会怎么样保护自己、预防交叉感染”。
忆江南回想起刚才自己的操作，真是“不说不知道，一说吓一跳”。那样的近距离，自己傻乎乎地直面病人，口鼻相对直接交流呼吸了好几分钟，又没有戴口罩，不由地感到了毛骨悚然。幸亏那个病人是一个老年慢性疾病，如果是一个呼吸道疾病，就要自讨苦吃了。
工厂车间是三班倒的工作，卫生所就必须也是三班倒，为一线生产提供卫生医疗安全保障。
卫生所的厂医必须背着急救箱定时去生产车间巡视，碰上有人头痛脑热咳嗽拉肚子马上可以当面服药、有时工人在车间里碰伤擦伤烫伤破皮出血起水泡、随时就可以用红汞或者龙胆紫消毒上药。
一天傍晚，接到洪山公社卫生院的电话，本厂一名姓钟的工人，因为胃大出血，需要抢救。时间就是生命，
厂部办公室立即派出一辆嘎斯69吉普车，在卫生所门口待命。
工厂办公室指派邓文昌医生带着忆江南随车出诊；背上了药品急诊箱，再把输液的吊瓶、生理盐水和葡萄糖液、代血浆、针筒装进一个急救箱里、紧跟邓医生钻进吉普车就出发了。
这种车子最高时速可以达到一个小时90公里，可以乘坐4、5个人、上山下乡运送病人很是适用。
在乡间泥泞道路上吉普车风驰电掣、人颠得东倒西歪七荤八素；自接到求救电话、 30多里山路，30多分钟就赶到了公社卫生院。
同时到达的还有市医院内科的周医师，他们那一辆救护车上还带了一个化验员、2名献血员；出诊的人员会合以后商量抢救治疗的方案，最重要的急救措施就是输血。
公社卫生院没有体外抗凝的化验试剂，市医院的化验员居然也没有带抗凝剂，血交叉无法做、血型无法确定；病人脸色苍白、血压只有60/40毫米汞柱、低血压休克状态，不宜转诊；不输血，病情无法缓解，怎么办？
市医院的化验员和小黎司机开车回去取抗凝剂，司机把抗凝剂送回公社卫生院，不料卫生院这边的化验员虽然赶过来了，居然不知道这种新型的抗凝剂怎么操作使用，还是无法做血型交叉配型。时间就在这种徒劳的往返中飞快地流逝......。
邓医生主张：特殊情况下，O型血是万能血型，理论上是可以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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