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消失的“大姐头”
务川老堤坝的风带着股潮湿的腥气，阿芬倚着石墙啃完一根冰棍，随手将木棍弹进涪江水。1998年的夏天，她穿着露脐T恤和破洞牛仔裤，在一群打工返乡的青年中格外扎眼——没人知道这个皮肤黝黑的姑娘已在江苏生下一个儿子，更没人知道她是趁着丈夫下地干活时，卷着行李跳上了返乡的长途汽车。
“芬姐，听说你男人是个种稻子的？”染黄发的青年嬉皮笑脸地凑过来。
阿芬斜睨他一眼，突然抬脚踹在对方膝盖上：“嘴贱？再问把你舌头割下来喂狗。”周围爆发出哄笑，黄发青年捂着膝盖骂骂咧咧地退开，却不敢真的发作——在这片由闲散青年组成的小江湖里，身高165cm、能徒手搬起液化气罐的阿芬，是公认的“大姐头”。
但江湖传说总有落幕的时候。2000年深秋，阿芬在堤坝下的录像厅遇见刘泰明。这个穿着旧夹克的男人安静地坐在角落，指尖夹着的香烟明明灭灭，眼神却在她露趾的凉拖鞋上停留了太久。
“看什么？”阿芬踢开脚边的空易拉罐，金属撞击声惊起几只流浪猫。
“你的脚……”刘泰明喉结滚动，“像我妈临终前穿的绣花鞋。”
这句古怪的开场白竟让阿芬愣了神。后来她才知道，刘泰明的母亲死于难产，父亲是个酗酒的搬运工，从小缺爱的他对“成熟女性”有着近乎病态的迷恋。而阿芬身上那股子不管不顾的狠劲，恰如同一剂毒药，让他既恐惧又上瘾。
前街17号的红砖楼里，阿芬对着镜子涂抹口红，嘴角的淤青在廉价粉饼下若隐若现。昨晚刘泰明又动手了，理由是她替邻居小妹出头，教训了骚扰对方的混混。
“你就那么喜欢当英雄？”刘泰明掐灭烟头，火星溅在她锁骨上，“别忘了，你可是抛夫弃子的破鞋。”
耳光来得猝不及防，阿芬的头撞在衣柜门上，却突然笑了。她喜欢这种疼痛，仿佛能冲刷掉江苏那三年的记忆——那个总是弯腰侍弄稻田的男人，那个奶声奶气叫她“妈妈”的孩子，都被这记耳光扇成了模糊的影子。
“破鞋也比你这缩头乌龟强。”她舔了舔嘴角的血，突然抓起桌上的玻璃杯砸向墙壁。碎玻璃飞溅中，刘泰明本能地后退，却看见阿芬赤脚踩在碎片上，逼近他的眼神里带着疯狂的挑衅。
这样的争吵每隔几天就会上演。有人看见阿芬揪着刘泰明的头发拖进巷子，也有人听见深夜里传来瓷器碎裂的声音。直到2002年春天，一个穿碎花裙的年轻女孩出现在前街。
“她是泰明的网友，从邻县来的。”杂货店老板娘啧舌，“文文静静的，哪经得起芬姐那顿打？”
阿芬的耳光声响彻整条街时，刘泰明正躲在二楼窗台后发抖。女孩的鼻血滴在碎花裙上，像开败的山茶，而阿芬踩住她的裙摆，手里还攥着从她头上扯下的一缕长发。
“滚出务川，敢再来打断你的腿。”阿芬的声音里带着得胜的快感，却没注意到刘泰明攥紧的拳头里，指甲已深深刺入掌心。
2002年腊月廿三，灶王爷上天的日子。阿芬的父亲蹲在门槛上抽旱烟，看着刘泰明用板车拉来一口木箱。
“叔，我和阿芬商量好了，过完年就去江苏打工。”刘泰明脸上堆着笑，鼻尖却冻得通红，“她收拾了些衣服，先送过来。”
老人眯起眼，木箱的铜锁扣上沾着新鲜的木屑，像是刚用工具撬开又重新锁上。“阿芬呢？咋不自己回来？”
“她……在收拾铺盖呢，说怕您看见她掉眼泪。”刘泰明低头搓手，鞋底的泥蹭在门槛上，“明天一早的车，您别送了，怪冷的。”
那夜，阿芬的哥哥陈强起夜时，看见前街方向燃起一片火光。他后来才知道，刘泰明把阿芬的衣物堆在堤坝下焚烧，火苗映着他苍白的脸，像在举行一场无声的葬礼。
正月初七，陈强敲开前街17号的门，迎接他的是刘泰明父亲冷漠的脸：“早走了，没留地址。”二楼的窗户紧闭，窗帘缝隙里漏出一丝微光，却始终没人来应门。
“芬姐，你到底去哪了？”陈强站在堤坝上，对着涪江水大喊。江面上浮着未化的冰碴，远处传来屠户杀猪的嚎叫，惊飞了几只觅食的白鹭。没人知道，此时的阿芬早已化作一团腐肉，静静躺在离她家不足百米的废弃饲料池里。
2014年秋，陈林站在江苏盐城的稻田边，看着那个皮肤黝黑的中年男人弯腰插苗，背影佝偻如虾米。
“阿芬走的时候，孩子才三岁。”男人直起腰，手掌上的老茧足有铜钱厚，“她说想家，我就放她回去了，没想到……”他突然剧烈咳嗽起来，浑浊的痰液里带着血丝。
不在场证明很充分：2002年至今，男人从未离开过盐城，村里数百人都能作证。陈林盯着他裤脚的泥浆，忽然想起阿芬户籍地那句“婚姻状况不明”——原来她从未承认过这段婚姻，甚至连孩子都成了她急于摆脱的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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