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沿江步行至渔村，天色已近黄昏。
江风裹着咸腥味扑面而来，渔船歪斜地停在浅滩上，几只鸬鹚缩着脖子站在船头，像一群沉默的守望者。
渔村不大，泥墙矮屋错落分布，炊烟稀薄，偶尔传来几声犬吠。
我在村口遇见了阿阮——一个眼角刻满风霜的寡妇，丈夫三年前出海未归，留下她和一个八岁的儿子相依为命。
“外乡人？”她打量我一眼，目光落在我洗得发白的粗布衣裳和肩上的药篓上，“你会看病？”
我没应，只笑了笑：“借住一晚，不白住，能帮就帮。”
她犹豫片刻，点了点头。
屋子里昏暗潮湿，孩子蜷在草席上，脸烧得通红，嘴唇干裂，嘴里不停喊着：“疯医娘……快来……疯医娘……”
我心头一震。
这称呼，三年前曾在南疆疫区听过。
那时百姓管我不叫名字，只唤“疯医娘”——说我不怕死，敢碰烈症病人；说我疯，为了救一个孩子敢把自己手腕割开放血入药。
后来那称呼传开了，竟成了某种民间传说里的救世之名。
可我知道，我不是神，也不是疯子。
我只是个穿进书里的倒霉蛋，原主是权倾朝野的反派贵妃，因陷害女主被赐死，而我醒来时已在荒山野岭，背着一身骂名和一本破旧《通录》。
我蹲下身，搭脉。
浮数而无力，舌尖红绛无苔，问了饮食二便，再看舌苔与眼神，心里已有数。
“淡竹叶、芦根、蝉蜕，各三钱，煎汤频服。”我说。
阿阮愣住：“就……就这么三样？连人参都没有？”
旁边几位闻讯赶来的老人也面露疑色。
有人嘀咕：“听说以前有个疯医娘，用药如用兵，奇招迭出，哪有这么轻飘飘的方子？”
我冷笑一声：“病不是越重越好治，药也不是越奇越灵。他这是暑热入营，阴津已伤，若再用重剂猛攻，只会耗气伤阴，雪上加霜。”
话音未落，屋里一片静默。
他们不信。
我也懒得解释。救人不必争辩，疗效自会开口。
当夜，我睡在堂屋角落的草垫上，听着孩子断续的呓语和窗外潮声。
半夜里，老人又来了，跪在门外，额头抵着门槛，声音颤抖：“大夫，求您救救我孙儿……我们没别的路了……”
我没起身，只道：“药喝了么？”
“喝了……可还没见好……”
“明早之前，自会见分晓。”我闭着眼说，“你们信不了我，也该信一次水镇那边传来的《井约》规矩——先观后行，不妄议，不盲从。”
老人沉默良久，叩了个头，退了出去。
第二天天刚亮，阿阮冲进屋，眼眶泛红：“退烧了！出汗了！他会喝水了！”
消息像风一样刮遍全村。
不到晌午，就有村民抬着香案往我家门口搬，说要立牌位供奉“真疯医娘化身”，还要请画师画像流传四方。
我头皮发麻。
这种事最怕发酵。
一旦被神化，就成了靶子。
尤其在这个流言比瘟疫传得还快的地方，捧你上天的人，转头就能把你钉在火刑架上。
我立刻收拾包袱，准备连夜开溜。
可刚走到村口，就被几个人拦住了。
“不能走！”一个中年汉子挡在路中央，“你不留几句圣训，我们怎么知道以后该信谁？”
“对！你说一句话，顶我们读十年书！”
“你是上天派来救人的！”
人群越聚越多，情绪高涨得近乎狂热。
我冷眼看着，心里却一阵阵发凉——这不是信任，是盲信。
比质疑更危险的东西，从来都是盲目崇拜。
就在我几乎要被围住时，远处官道尘土扬起，一队骑马之人疾驰而来。
为首那人翻身下马，玄衣佩牌，眉目沉稳，正是渠童派往各地巡查防疫执行情况的“巡证使”。
他没多言，只从怀中取出一本泛黄的《通录》，翻到某一页，高声念道：
“诸热初起，贵疏不利堵，贵清淡不贵猛攻。误用峻剂者，反促其变。”
一字一句，如冷水浇头。
众人怔住。
那是《通录·卷三》的内容，出自南方共议阁统一编订的诊疗通则，由渠童亲自主持审定，已在数十个疫区推行。
比起一个陌生医者的言语，这本书，在他们心中更有分量。
巡证使合上书，淡淡道：“若人人皆能照章行事，何须神医？”
人群渐渐散去。
我松了口气，默默将包袱重新背好，转身回了阿阮家。
午后阳光正好，我帮她把鱼干摊在竹匾上晾晒。
海风吹过，带着咸涩与生机。
她一边干活一边低声道：“三年前南坊大火，你还记得吗？都说那晚有个女子冲进火场救人，手里摇着铃铛，响了一声，就没了声息……后来有人说，她是疯医娘显灵……你听过这故事吗？”
我手指一顿。
当然听过。
那夜我为救困在火中的三个孩子，强行破门，手臂被滚烫的铁闩灼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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