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沿江而下，脚底踩着湿滑的泥滩，夏汛刚退，水痕还挂在树干半腰，像一条条褪色的腰带。
圩镇蜷缩在低洼处，屋檐歪斜，墙皮剥落，空气中弥漫着淤泥发酵后的腥腐味，混着炊烟与草灰的气息，沉得压人胸口。
可这镇子没死。
学堂外墙新刷了石灰，底下贴着一张宽幅《辨症图》，墨迹未干。
几个孩子蹲在地上，用炭条在石板上抄写“九字诀”：“洗、煮、晒、隔、滤、记、报、轮、改。”声音参差却齐整，像是某种新生的号角，在废墟之上吹响。
我站在人群外，袖口沾着夜露，心口却热了一下。
三年前，这里还在烧香驱邪；如今，他们信的是流程，是方法，是每一个人都能学会的道理。
正看得出神，忽听得一声撕心裂肺的哭喊从街口炸开——
“我家娃吃了学堂发的防痢丸，反倒拉出血来！”
那妇人跌跌撞撞冲进学堂，怀里抱着个瘦弱孩童，裤腿卷到膝盖，满脚泥泞。
孩子脸色青白，嘴唇干裂，呼吸急促，指甲泛紫——这是脱水之兆，已是危象。
人群瞬间炸锅。
“谁配的药？”有人怒吼，“是不是假传疯医娘方子？你算什么东西也敢开方？”
“砸了药亭！”另一个声音嘶叫，“读书读出祸来了！”
我心头一紧，拨开人群挤进去。
那孩子已被放在长凳上，嘴角残留血丝，腹胀如鼓。
我伸手探其脉，浮数而乱，尺脉沉绝，确是药伤脾胃，引动内损。
旁边炉灶上还煨着半碗残渣。
我俯身嗅了嗅，眉头猛地一跳。
黄连？不对劲。
原方没错——黄连清热燥湿，木香行气止痛，甘草调和诸药，三味皆对症，剂量也合《井约》所载。
可这药渣里的黄连，根须粗黑，断面发绿，隐隐透出一股霉腐气。
我捻起一点碎末，指尖微黏。
坏了。
黄连未去须根，又存于潮湿陶瓮，久置生霉，毒性反增。
此非误诊，而是炮制失守。
我抬头看向角落里一个少年，面色惨白，手指颤抖地攥着药房钥匙。
他是负责配药的学生之一，名叫阿衡，去年我还教他认过药材显微纹理。
“你们有没有‘双人核药’？”我低声问。
他红着眼点头：“有……可是那天小满大人巡教来了，讲‘知识即光’，我们都跑去听讲，只剩我一人守药房……我没细看，只照方抓了药……”
我心头一沉。
制度立起来了，人心却会走神。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什么叫“启蒙的代价”。
不是没人懂，而是人人都懂的时候，反而最容易觉得“差不多就行”。
谣言比洪水跑得还快。
不到半日，镇上传遍“学堂用药害人”，说我们打着“人人皆医”的旗号，实则草菅人命。
几个激愤村民提着棍棒要砸药亭，幸被几名青年死死拦住，其中一人额角流血也不松手。
夜里暴雨突至，电闪撕开天幕，雷声滚过屋顶。
我披衣起身，走向临时议事厅。
推门刹那，一道玄色身影已立在灯下。
渠童。
他穿着粗布短打，肩头滴水，发丝贴在额角，手里却稳稳托着一匣封存的药样。
身后跟着七八名青年，个个眼神清明，手里捧着记录簿。
他没看我，只将药匣轻轻放在桌上，声音不高，却压住了风雨声：
“封存所有药品，重测三十七味常用药材。”
顿了顿，他又道：“召集全镇识字者，组成‘百人审方团’，公开复核每一味药的产地、炮制、配伍逻辑。不许删改，不容隐瞒，一字一句，曝于日光之下。”
众人领命而去。
我站在角落，看着他擦干手，提笔写下第一行指令，动作沉稳如山。
忽然，他抬眼望来：“你回来了。”
我没答。
他也不等我答，只淡淡道：“这次若压下去，以后就再没人敢信这套规矩了。”
我知道他在说什么。
这不是一次误诊，是一场信仰的地震。
第二天清晨，我在人群中默默递上一份手绘图表——薄麻纸上，用炭笔细致描绘了黄连霉变前后的显微纹理差异，旁边标注着肉眼可察的断面色泽、气味变化与毒性关联。
那是我穿书初期，在现代实验室的记忆碎片拼凑而成的东西。
曾经我以为这是金手指，后来才发现，它只是工具。
真正厉害的，是愿意相信“方法比权威更可靠”的人。
渠童接过图，看了很久，什么也没说，只将其钉在公示墙最中央。
第三日黎明前，天光未亮。
镇中心广场已聚满了人。
火把映着每一张脸，有愤怒，有恐惧，也有期待。
渠童立于高台，手中捧着最终核查报告。
他翻开第一页，嗓音穿透晨雾：
“今日之失——”第401章 谁在踩泥巴（续）
错不可免，瞒才可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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