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成王、周康王时期，难道是靠严格执行三千条刑律才实现刑措（无人犯法）的吗？实则是德教浸润的结果。汉初吸取秦朝酷刑的教训，推行宽厚政策，公卿大夫以议论他人过失为耻。汉文帝崇尚清静无为，张武受贿，他赐金使其羞愧；吴王刘濞不来朝见，他以礼教导其过失。因此吏民乐业，风气淳厚，每年仅审理四百起案件，几乎无需用刑，这难道不是德刑兼用的成效吗？
如今主张刑罚者，不先论德教之益，可谓舍本逐末。现行法律中，死罪与古代相同，免死的罪犯最多服五年劳役，释放后仍可回归社会。因此百姓不知羞耻，屡屡犯奸盗，导致刑徒众多而治安混乱。若教化不行，刑罚得当，一旦受刑（如肉刑），终身不得为良民，邻里尚且以此为耻，何况乡党、朝廷？如此，类似夙沙、赵高之流的奸人就难以作恶了。
古代通过言行考察善恶，君子自然远离刑罚。若因过失犯罪，可通过‘八议’（八种减刑特权）宽宥。像卞和、司马迁那样的冤案，是滥用刑罚的结果。若治国失道，即便没有肉刑，仍可能有人被处死，何况恢复肉刑呢？《汉书》记载：‘斩右趾、杀人后自首、官吏受贿、监守自盗等罪皆处死刑。’这正是班固所说的‘应当活命却被处死’的情况。如今不忍见伤残之惨，却安于诛杀之痛，这正是治国最应优先改变的啊！”
魏明帝太和四年，钟繇去世。明帝身着素服亲临吊唁，赐谥号 “成侯”。（《魏书》记载：有关部门商议谥号时认为，钟繇从前担任廷尉，审理刑狱时明辨疑案、决断纠纷，百姓无人怨恨，堪比汉代的于定国、张释之。明帝下诏说：“太傅功高德厚，位至太傅，评定谥号时应先依此标准，同时也要褒扬他如廷尉于、张般的德政。” 于是策赐谥号为 “成侯”。）钟繇之子钟毓继承爵位。早年，魏文帝曾从钟毓的封邑中分出部分，封钟繇的弟弟钟演及儿子钟劭、孙子钟豫为列侯。
钟毓，字稚叔，十四岁便担任散骑侍郎，机敏善辩、谈吐风趣，有父亲钟繇的风范。太和初年，蜀汉丞相诸葛亮率军围困祁山，魏明帝打算亲自西征。钟毓上疏劝谏说：“策略贵在朝廷制定的全胜之策，战功重在帷幄中的运筹帷幄。陛下无需离开殿堂，即可决胜千里之外。您应当镇守中原，作为震慑四方的后援。如今大军西征，虽有百倍声威，但关中的物资消耗巨大，损失不止一端。况且盛夏行军，连《诗经》都强调要谨慎，实在不是陛下御驾亲征的时机。” 明帝采纳建议，钟毓升任黄门侍郎。
当时朝廷大规模营建洛阳宫室，明帝前往许昌居住，天下官员需到许昌朝见。许昌城池狭窄，朝廷在城南用毡布搭建宫殿，还准备了鱼龙曼延等盛大演出，百姓因劳役苦不堪言。钟毓进谏说：“近年水旱灾害频发，国库空虚，此类耗费之事，可待丰年再做。” 又建议 “应重新开垦关内荒地，让百姓全力务农”。这些建议都被朝廷采纳施行。
正始年间，钟毓担任散骑常侍。大将军曹爽在盛夏时节发兵伐蜀，蜀军坚守不出，曹军寸步难行。曹爽打算增兵，钟毓写信劝说道：“我认为，真正的取胜之策无需亲临战场；圣王的军队，应是有征讨之名而无实际战斗。正如当年用干戚之舞可使有苗部族臣服，退避三舍能让原国敌军归附，不必像吴汉在江关、韩信在井陉那样强攻硬战。见机而进，知难而退，这是自古以来的用兵之道，望您慎重考虑！” 曹爽最终无功而返。后来钟毓因违背曹爽心意，被调任侍中，外放为魏郡太守。曹爽被诛杀后，钟毓回朝担任御史中丞、侍中廷尉。他开创了两项制度：允许已去世的君父的臣子为其辩白洗冤，以及士人为侯者，其妻不再被迫改嫁。
正元年间，毋丘俭、文钦发动叛乱，钟毓持节（代表皇帝行使权力）前往扬州、豫州颁布赦令，安抚士民，回朝后任尚书。诸葛诞反叛时，大将军司马昭（司马文王）计划亲自率军征讨寿春。恰逢吴国大将孙壹率部投降，有人认为 “吴国刚有内乱，必定无法再出兵，我们东路兵力已足够，可等待后续消息”。钟毓却认为：“分析敌情应设身处地换位思考。如今诸葛诞以淮南之地归附吴国，孙壹所率不过千人，兵力不足三百，对吴国而言损失微不足道。若寿春之围未解，而吴国国内趋于安定，就不能断定他们不会出兵。” 司马昭说：“说得对。” 于是带钟毓一同出征。（裴松之评论：诸葛诞献淮南投吴，孙壹率三百人降魏，称吴国 “有内乱” 本就不合常理，钟毓此议实在不值得称道。）
淮南平定后，钟毓历任青州刺史，加授后将军，升任都督徐州诸军事、假节（拥有临机处置之权），又转任都督荆州军事。魏元帝景元四年，钟毓去世，朝廷追赠车骑将军，谥号 “惠侯”，其子钟骏继承爵位。钟毓的弟弟钟会，另有传记记载其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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