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掠夺式的开发，使得土着的传统生活方式难以为继，他们的生存空间被进一步压缩，冲突的烈度不断升级。1828年4月，英国亚瑟政府颁布了一项令人震惊的公告，名为“隔离白人与原住民”。这项公告实质上为杀害土着提供了法律上的掩护。数月之后，政府更是变本加厉，颁布了臭名昭着的“戒严法”。该法公然将土着称为“国王公开的敌人”，允许士兵随时对他们开枪，这无疑是对塔斯马尼亚人发出的死亡宣告。
到了1830年，冲突已经扩展至全岛，演变为一场被称为“黑色战争”的全面对抗。澳大利亚作家梅尔维尔在1835年首次提及这个词，记录了这段残酷的历史。塔斯马尼亚人在这场战争中表现出了顽强的抵抗，他们为了生存而浴血奋战，据记载，有五十多名英国殖民者在冲突中丧生。然而，力量悬殊的对抗最终走向了悲剧。1830年10月至11月间，殖民者对残存的塔斯马尼亚土着进行了地毯式的围捕。大约两百名幸存者被残酷地驱赶到巴斯海峡的弗林德斯岛，那是一片孤立而条件恶劣的流放地。弗林德斯岛的生存条件极其艰苦，饥饿和欧洲人带来的传染病，如流感和肺炎，迅速蔓延开来。这些疾病对缺乏免疫力的土着而言，无异于灭顶之灾。仅仅十年内，被流放到岛上的土着人数从最初的约两百二十人锐减至四十余人，这几乎是一场有预谋的群体性死亡。到了1847年，塔斯马尼亚土着的总人数已经降至四十人。这个数字昭示着一个民族正在走向消亡。1869年3月，塔斯马尼亚最后一个纯种土着男子兰奈因霍乱性腹泻去世。他的离去，让一个古老民族的血脉又少了一支纯正的延续。七年后，即1876年，最后一位拥有纯正血统的塔斯马尼亚妇女特鲁卡尼尼也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她的去世，宣告着纯种塔斯马尼亚人的彻底灭绝。特鲁卡尼尼临终前唯一的遗愿是希望被火化，骨灰撒向大海，回归故土。然而，殖民者连她最后的尊严都未予尊重，她的尸体被制成标本，陈列在霍巴特博物馆，成为又一个殖民暴力的铁证。
然而，历史的真相在某些人眼中，却是可以被随意涂抹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围绕塔斯马尼亚土着灭绝原因的争议突然甚嚣尘上。一位名叫帕特尼西亚·科宾的学者，于1982年初发表了《谁是屠杀塔斯马尼亚土着的元凶？》一文。她在文章中公然否认白人对土着的屠杀，甚至宣称土着在殖民者到来之前就已濒临灭绝。科宾将白人描绘成“和平使者”，声称他们手无寸铁，并未参与屠杀。她甚至倒打一耙，称白人“天真幼稚”，而黑人则“阴险狡诈”，暗示白人才是受害者。科宾将塔斯马尼亚人灭绝的原因归结为他们自身的饮食习惯、生育危险、卫生条件、婚姻习俗以及所谓的“外科手术”缺陷。她试图将一切责任都推给土着自身，为殖民者的罪行洗脱。然而，这种明显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论调，立即引发了学术界的强烈反弹。格里菲斯大学的林达尔·莱恩博士在《塔斯马尼亚土着》一文中，严厉驳斥了科宾的无稽之谈。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斯科特·卡尼则发表《无知的歪曲》，直指科宾对历史的曲解。吉姆·斯托克顿、格里格、朱丽叶·克拉克、查尔斯·柏金斯等众多学者也纷纷撰文，揭露科宾为殖民者洗白的企图。他们用确凿的时间线和历史事实反驳：欧洲人抵达塔斯马尼亚后，仅仅七十三年内，一个繁衍了数万年的民族便走向了灭亡。这与科宾所谓的“自然灭绝”或“早已濒临灭绝”的论点完全背道而驰。历史的真相摆在面前：塔斯马尼亚人的悲剧，就是英国殖民者暴力屠杀、系统性政策和野蛮剥削的直接恶果。所谓的“自然消亡”不过是为罪行开脱的拙劣谎言。
除了带嘤，其他西方国家也没有好到哪去，一窝混蛋。
在比利时帝国的统治下，利奥波德二世对刚果的残酷统治导致1000万人口死亡，并加剧了后来的种族对立。他的剥削导致约1000万刚果人丧生，同时，还组建了恐怖的“公共部队”，强迫当地村民为其私人利益而过度劳作。未能达到资源收集定额的刚果人被残忍地处决，或遭受绑架、截肢等极端惩罚。这种种族对立导致了后来80万图西人遭受屠杀。
法兰西帝国在海地等地实行的压迫政策导致大规模死亡。在拿破仑统治时期的法国殖民地海地，许多奴隶因为反抗法国殖民者而被残酷地架在火上烤炙，或被炸得粉身碎骨。
这些奴隶因为饥饿而被迫在岛上采糖，并被要求戴上锡制口套。更有甚者，十万奴隶因吸入海地火山释放的二氧化硫毒气而丧命。
葡萄牙帝国的扩张导致500万人死亡，是跨大西洋黑奴贸易的始作俑者。从非洲出口的奴隶数量超过450万，影响深远。在葡萄牙帝国的统治下，印度教教徒被绑在刑柱上活活烧死，而这些暴行并未因此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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