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就是医学院也不愿意扩招。
在美国，医学院毕业并不意味着可以行医，必须完成住院医师培训（Residency， GME）才能拿到行医执照。然而，住培岗位主要由联邦医保（Medicare）资助，1997年美国国会立法冻结了Medicare的资助名额为3.8万个/年，基本锁定在当时水平。医院即使想扩招，也拿不到联邦补贴，自己负担成本压力巨大，导致医学生越来越多，但住培岗位增长有限，形成“瓶颈效应”。
同时还有同行的排斥。
很多上船的人，不乐意更多人上船了……这和南棒那边医生反对扩招的理由一模一样。
美国医生群体（AMA等协会）具有长期影响力，在政治博弈中倾向于控制医生供给、维持高门槛，以保障医生收入维持在高位。若全面扩招，可能导致医生市场“供过于求”，收入下降，因此成为一种“行业保护”，阻碍了扩招进程。
另外，培训资源的现实制约，住院医师培训不仅需要资金，还需要医院床位、带教导师以及足够的病人供学习。美国很多大医院早已不缺学生，但缺少带教资源，即使政府给钱，也很难一下子扩容太多，限制了培训规模的扩大。
再就是过度的资本化，导致医院自身也对扩大医生规模表示抗拒。
马克思曾说过，资本家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大胆起来。为了百分之三百的利润，他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着被绞死的危险。政治经济学中，资本虽然并没有一个确定的概念，但一般认为，资本最狭义的定义是指经营的本钱；最广义的定义是指用作投入的资源权。市场经济条件下，几乎所有实物形态、非实物形态的资源都可以被作为商品进行投资以获得回报。所以，资本从投资一开始就只有一个最终目的，那就是为了赚钱。其实这个过程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的原动力在于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如此一来，我们发现医疗和资本原来是一对矛盾。医疗存在的基本逻辑是挽救生命，为社会的基本生产力提供保障，而资本的存在逻辑是赚钱，在于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两者本质是水火不容的。相融的唯一前提条件是严苛的法治体系和惩罚制度，可惜的是我国目前在医疗领域还没有建立起这样的管控制度。
在这种情况下，医疗一旦被资本支配，就会出现令人恐惧的现实。
资本与医疗结合，医院便成为工厂，生产的产品就是健康，这种产品流通的对象就是源源不断患有各种疾病的患者，患者购买健康形成消费，医院就产生了利润。这种生产模式背后最令人毛骨悚然的现实是医院将患者作为一种生产资料，而资本为了获利，就会将生产资料价值最大化。怎么最大化呢，这个从现今的社会现实就可以看出端倪，比如在手术台上把患者的肚子划开再让患者缴费，给没病的患者做手术，以及故意篡改结果，和过度检查、过度医疗等等，所有那些令人厌恶的医疗行为都是将患者价值最大化的体现。
如果医生多了，必然会导致市场供需关系发生改变！
这对资本才是致命的！
美国医疗系统的高昂成本已成为其经济结构的一部分，而这些巨额开支恰恰构成了美国庞大GDP的重要组成。
那么，天价医疗费是如何计入美国GDP的呢？
美国的医疗支出主要通过三大渠道注入GDP：个人消费支出、医疗保险支出和政府购买（财政补贴）。也就是说，个人自付的医疗费、商业保险支付给医院的费用，以及政府医疗支出，均被计入GDP。以2024年为例：个人自付和商业保险支付给医疗机构的费用超过3.31万亿美元，占美国GDP的比例为11.35%。与此同时，联邦政府为Medicare（老年人医保）和Medicaid（低收入者医保）等项目支付的巨额资金，则计入“政府购买”部分。这几股力量共同将美国的医疗总支出推高到GDP的约18%至20%区间内，成为支撑其经济总量的一个巨大支柱。然而，这种对GDP的“贡献”代价巨大：经济数据的背后，是无数家庭濒临破产的恐惧、中等收入者难以负荷的保费，以及即使有保险仍难以避免的高额自费。缺乏有效的成本控制，导致美国医疗服务价格在全球自由市场中高居首位。保险公司的复杂条款、医院与药企的高定价、庞大的行政开支——层层叠加，最终形成天文数字般的账单。美国的模式则通过高昂、甚至“虚高”的账单，“人为地、主动地”放大了经济总量。从这个角度看，中美之间数万亿美元的GDP差距中，有相当一部分正是由美国医疗系统这种“昂贵且痛苦”的支付机制所构成。
美国的模式则通过高昂、甚至“虚高”的账单，“人为地、主动地”放大了经济总量。从这个角度看，中美之间数万亿美元的GDP差距中，有相当一部分正是由美国医疗系统这种“昂贵且痛苦”的支付机制所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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