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清儒点了点头没应声，跟着她掀帘进了西厢房。
屋里八仙桌上早摆好了碗筷，看着就干净利落。
工夫不大，薛小凤端着铝盆从灶间颠颠跑过来，“哐当” 一声往桌上一放。
炸酱里的肉丁泛着油光，她抹了把汗，笑着喊：“炸酱来咯！”
陶小蝶也端着过好水的面走了进来。她先给刘清儒挑了满满一碗，浇上两勺炸酱，
又把筷子往碗沿一递：“快吃，就着拍黄瓜解腻，这过水面吃着得劲儿！”
刘清儒挑起一筷子面，吸溜着刚吃了没两口，就听薛小凤扒拉着碗里的面条念叨开了：
“铁柱哥，您就说小当那孩子是不是太实诚了？前儿我去看她，嘿！
您是没瞧见，那孩子都瘦了好几圈 —— 刚做完结扎手术没几天，
就着急忙慌地要去上班，我拦都拦不住。
劝她歇两天，她倒跟我较劲儿！”
“哎哟，这傻孩子！” 陶小蝶正往碗里夹拍黄瓜，闻言手一顿，筷子 “啪嗒” 碰了下碗边，
皱着眉看向薛小凤，“好好的咋不选上环，非得遭结扎这份罪？
术后不养着，落下病根可咋整？你也是，咋不硬拦着她！”
薛小凤叹了口气，伸手抹了把嘴角的酱汁，身子往前凑了凑，声音压得稍低些：
“还能为啥？她在房管所管户籍，又是党员，她们所里正号召响应政策，
她指定是想带头，怕人背后说闲话呗！我跟她喊‘身子是自个儿的’，
她倒说‘党员得有党员的样儿’，你说这叫什么事儿！”
刘清儒夹面的动作顿了顿，抬眼看向薛小凤。
他知道计划生育这事，这两年 “一对夫妇一个孩” 的标语都贴到巷口墙上了，
红漆刷的特显眼。
其实早在六十年代，就听说上头提倡节制生育，只是那时候没太当回事，
街坊邻里还是谁家都有三四个娃，院里一到晚上就吵吵嚷嚷的。
到了七十年代，巷子里开始贴 “晚、稀、少” 的标语，居委会大妈天天拿着喇叭喊，
经常有人念叨 “晚婚、两胎隔四年、少生孩子” 的说法，
逐渐才慢慢有人开始少生，但也没成硬规矩。
直到 1980 年，“一对夫妇一个孩” 的口号突然响遍全城，单位里天天强调，
党员更得带头；1982 年这政策还成了国家基本国策，
连宪法里都写了进去，这才真成了板上钉钉的事儿。
“那也太急了！” 陶小蝶咬着黄瓜，脆响一声，“好歹养几天啊。
不过现在也确实，街上到处都贴‘一对夫妇一个孩’，这可是国策，
年轻人都得照着来，谁敢含糊？”
“可不是嘛！” 薛小凤剥着蒜，蒜皮儿扔了一桌子，
“小当说她们所里都这样，她做结扎也是图省心，省得以后麻烦。
好在她对象细心，天天给熬粥，倒不用太惦记，不然我这心呐，总悬着。”
刘清儒夹面的手顿了顿，放下筷子轻声问：“她身子没大碍吧？
别让她硬撑，要是不舒服可得好好歇着。”
“看着倒精神，就是瘦了点。”
薛小凤笑了笑，夹了口黄瓜嚼着，“我给她装了两斤鸡蛋，让她记得吃，补补身子。”
几人正说着，屋门口突然传来个粗声粗气的问询：“贾家嫂子在家吗？劳驾给应一声！”
薛小凤手里的蒜刚剥了一半，闻言手一顿，撇撇嘴跟刘清儒、陶小蝶说：
“得，是小周又来了。”
刘清儒和陶小蝶也都点头 —— 这声音他们熟，是何雨柱给易中海找的那个护工，
天天在院里出出进进的，院里人基本上都熟。
薛小凤搁下蒜，朝着门口喊：“在呢！是小周吧？有啥事儿进来说，别在院儿里站着！”
没一会儿，掀帘进来个中年男人。
中等个儿，肩膀宽宽的，穿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袖口磨出了毛边，
脸上带着点风霜气，额角有道浅浅的疤，看着倒精神。
他手里攥着个布包，进门先点头问好：“刘大哥，陶大姐，您二位也在啊。”
又转向薛小凤：“贾家嫂子，跟您问一声。”
薛小凤让他坐，又给他倒了碗凉水：“喝口水再说，是不是易大爷那边有啥事儿？”
老周接过碗，“咕咚” 喝了一口，抹了把嘴说：“不是啥大事，就是想问问您，
下半月易大爷吃饭的伙食标准咋定？那屋的玉米面今儿刚见底，
我寻思着要是还按之前的章程，我好提前去粮店把粮买回来，省得耽误事。”
这话一出口，刘清儒和陶小蝶都没多言语 —— 院里人都知道，
自打易中海前些年腿脚不好出不了院门，他那退休工资就托给贾棒梗带着领了，
明眼人都清楚，那钱多半贴补贾家了；
至于粮本、油票、肉票这些紧俏物件，易中海干脆都交给了薛小凤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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