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支书没给那三家申请救济粮吗？"方稷坐在赵峻岭的木板床上，一边用盐水泡着磨破的脚，一边问道。
赵峻岭正往搪瓷缸里倒开水，闻言手抖了一下，热水溅到桌面上。他摘下眼镜擦了擦。
"申请了，我来了以后也问了，每年都申请。"赵峻岭看着门外，"上个月批了但是他们这孩子还是一个又一个的呱呱落地，"他的声音越来越低，"分到每人头上，不到八斤，根本不够吃。"
方稷的脚悬在水盆上方，水滴顺着脚趾滴落。八斤。一个月。
"八斤...怎么够？"
"掺野菜，掺树皮。"赵峻岭的眼镜片上泛起雾气，"实在撑不住了，就只能先把种子吃了，人活下来最重要。"
门外传来脚步声，老支书张德贵佝偻着背走进来，手里提着半袋东西。"方专家，听说您脚受伤了？"他放下袋子，里面是些捣碎的草药，"敷上能消炎。"
方稷道了谢，忍不住问："张支书，村里是就这三家特困？"
张德贵蹲在门槛上卷旱烟，火柴划了三次才点着。"是就这三家，越穷越生，越生越穷。其中有一家还死了男人，"他深深的叹了一口气，脸上的皱纹像干裂的土地，"以前多一个娃，就多打一个鬼子，现在多一个娃，就多一个劳力，多一份工分。可还没等娃长大干活，先把家吃穷了。"
屋里陷入沉默。煤油灯的火焰在墙上投下巨大的阴影，仿佛一张张饥饿张大的嘴。
第二天一早，方稷坚持要去最困难的家庭看看。
赵峻岭拗不过他，只好搀着他往村北走。
路过一口老井时，几个瘦骨嶙峋的孩子正用绳子吊着一个破瓦罐打水。看到生人，孩子们像受惊的小兽般躲到井台后面，只露出几双警惕的大眼睛。
"这家王秀英，七个孩子。"赵峻岭指着一间屋顶塌了半边的土坯房，"丈夫修水库砸断了腿，去年感染走了。"她家没有壮劳力，地也基本上荒了。
刚进门就闻到一股刺鼻的味道。墙角堆着发霉的玉米芯，灶台上的破铁锅里煮着灰绿色的糊状物。一个三十多岁却像五十岁的女人正给怀里的孩子喂食，那孩子肚子鼓胀，四肢却细得像麻秆。
"赵技术员..."女人想要起身，怀里的孩子突然哭起来。从里屋又钻出五个孩子，最大的不过十岁，最小的还光着屁股，肋骨一根根清晰可见。
方稷的喉咙发紧。他蹲下身，从兜里摸出几颗水果糖。孩子们怯生生地看着他，没人敢伸手。
赵峻岭从方稷手中拿过水果糖，递到孩子面前说，"拿着吧。"赵峻岭轻声说。
最大的孩子先走过来，小心翼翼地接过糖，就那样举着，看看自己手中的糖，看看母亲。其他孩子看大哥拿了也才敢来拿这才一拥而上，最小的那个被挤倒在地，哇哇大哭。
王秀英麻木地看着这一切："领导，能不能...能不能带走一个？随便哪个都行，给口饭吃..."她的空洞的眼神中充满了绝望，"养不活了啊..."
方稷说不出话。
他想起试验田里那些被精心照料的麦苗，每天记录生长数据，调整水肥比例。
而这家人还在生死线上挣扎，连做选择的资格都没有，同在河南，却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上，不走出来，竟不知道还有这么苦的地方。
回程路上，他们遇到了张德贵。
老支书正带着几个村民修补粮仓，弄得干净立正的很。
老支书看见方稷问："方专家，你们当初说要试验田报名，我们想的是，有补贴，让他们跟着大伙一起种，最起码有了粮，不指望他们还饥荒，最起码别再拉饥荒了。可谁能想他们就敢把种子吃了呢。您说我们这些基层干部该怎么办？"老支书虽然知道吃种子不对，也怕政府知道以后撤销对他们的优种指导，但总不能真看那几家人饿死啊，"那三家是真莫办法，等不到收获人就饿死了！"
傍晚，方稷发起了高烧。脚上的伤口感染了，红肿发亮。铁柱用缝衣针烧红了给他放脓，疼得他满身冷汗。
夜深人静时，方稷被压抑的抽泣声惊醒。借着月光，他看到赵峻岭蜷缩在桌前，这个年轻的学生可能再也抑制不住，肩膀剧烈抖动。
"峻岭？"
赵峻岭猛地抬头，眼镜片上全是水雾。他摘下眼镜狠狠抹了把脸："方老师，对不起，我辜负了你们的信任。"
方稷挣扎着坐起来，拍了拍赵峻岭的肩膀，他知道一个学生刚入社会就遇到这种棘手问题，可能大多数人都解决不了，这并不怪赵峻岭。
"不是你的错。"方稷声音沙哑，"这个循环必须打破。"
他拿过钢笔，在煤油灯下重新画表格。脚上的伤口一跳一跳地疼，但他的思路异常清晰："第一，让这三家借粮，借咱们试验田的粮，算好数量，每个月借给他们粮食，到丰收之前要保证他们能有饭吃，但是不能给，不然会有人也想蹭救济；第二，组织妇女成立互助组，集中照顾幼儿，解放劳力，没人种田是不行的，终归他们自己要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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