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停了，空气中弥散着一股潮湿后清冷的味道。窗外，依旧是那排锈迹斑驳的铁皮厂棚顶灯，发出永恒不变的冷白光，仿佛一口永远吞不下的寒气，冰冷得直透人心。
我坐在尸骨般单薄的铁床上，背靠着生锈的栏杆，腿上盖着那床染血的棉被，包裹着余温却透着冰凉。转折的伤口早已结痂，皮肉愈合，却无法掩盖我内心翻涌的痛楚——那才是真正撕裂我的所在。
中介那双布满老茧的手曾这样凝视我，福建口音浓重地说：“你欠的，不只是钱。你欠的是合同编号，是人情、是规矩、是命。”他笑得看透人命，那笑意比刀更锋利。
那时我不懂，直到如今，才明白自己早已被困在一张无法逃脱的债之棋盘上。
第三日清晨，点名之前，我才真正体会到那句话的含义。宿舍昏暗的灯光下，一个瘦小的男人蹲在我床边，递来一瓶清冽的白水。他自称阿昌，声音低沉，却毫不闪躲。
“新来的？伤口好些了吗？”他一边关切地晃动水瓶，一边掏出一张粉红色的卡片，那纸张被折叠、揉皱，仿佛经历了无数双手的传递。
我接过卡片，看到上面赫然印着：“第三作业组——丁·”，下方是我的名字。
“这是什么？”我喃喃。
他嘴角扬起一丝淡笑：“合同编号。以后没人叫你净空，就叫你三八九一五，听明白了吗？”
他声音轻得仿佛唇语，却比锤击更沉重：“咱在这里，不是人，是债。”
“债？”我下意识地重复。
他眯起眼，指向不远处一位正在擦拭长桌的少女：“去问她。”
我走过去。那女孩看起来只有十八九岁，面容干瘦，却干练利落。她看见我，抬眼扫了一下，又埋头继续用抹布擦拭那木桌，动作有节奏却无温度。
“你好，我是新来的，听说这卡片是编号？”我试探性地开口，声音在清冷的厂房里回荡。
她停下动作，立刻抬起头看我：“我叫小翠，编号三八九零四，和你同组。”
“这个编号有什么用？”
小翠放下抹布，眼神冷静：“你知道，你现在欠厂里多少钱吗？”
我愣住了，脑中嗡然一声。
“小子，每人最低三万元。”她慢条斯理地继续，“培训费、引荐中介费、服装食宿押金、安全保证金……任何项目都得算进去。你签了那张表格，就意味着自动确认欠款金额。”
我咽了口唾沫：“可我没看到任何金额……”
小翠扬起下巴，语气更冷：“没人见过金额，它不写在合同上，而是存在系统里。编号一出，你就欠债了。从此你的名字，不是净空，是，欠款三万三千二百元整。”
我张嘴，却发不出声音。
阿昌走近，递给我一支香烟，我连眼都没看一眼。
“想跑？”他问。
我摇头，想说不，却还是微微点头。
“跑不了。”他语气轻缓却绝不容置疑，“你要是跑，连累整个第三组。厂里规定，一组只要有人‘失踪’，全组暂扣工资，全体涨债。”
“什么意思？”我难以置信。
“你跑，我们要替你还债。”小翠接话，“组长还会被罚关‘冷藏间’。”
“冷藏间？”我的喉咙一阵收紧。
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是进厂那天，看着一个壮汉被人拖进那扇黑铁门，五个小时后抬出来时全身发紫，眼神空洞。
“进去一次，出来就不是原来那人了。”阿昌叹息点头。
我的心猛地一缩，呼吸变得沉重。
“那……我们只能一直干下去？就这样过一辈子？”
小翠嘴角露出一抹苦涩的笑：“谁不都是？这里三百多人，哪个不是这样？你逃不掉，也不敢逃。”
那一刻，我仿佛陷入无边泥潭，挣扎只会让自己陷得更深。
我开始观察厂区。
“合同编号系统”——这是一套冷酷而程序化的管理手段：所有工人都没有姓名，只以编号相称；每人晨起点名、夜归打卡；每周虽有休息日，却常因“临时通知”被随时召回；出勤、违规、饭卡刷错，统统以数字化方式计入系统，自动转化为“负债”。
据说，有位干了四年、欠下七万多的老工，仍在这里“还债”；若有迟到、错工、或不服从安排，系统屏幕上那一串串编号便会闪红，并自动增加债额。
我开始怀疑，自己到底还有无机会出去。
“别想出去了。”阿昌近乎耳语地说，“除非把账弄清——要有权限，要动系统。”
“有没有人这样做过？”我问。
小翠迟疑：“半年前有个‘老袁’，干了五年。他老婆带人上门，还闹上了县电视台。我听说厂里赔了点钱，让他走。但记者出事故车祸身亡，后来老袁也音讯全无。”
世界一下子黑得像突然断电的车间。
我坐在床沿，心神一片混沌，却又被某种信念点亮。我用手指在床头的水泥墙上刻下两个大字：“账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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