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想：是不是从一开始，我就错了？是不是我不该把老六、许洪亮，甚至阿昌都卷进这个局里？
我已经是“黑名单”上挂号的人，继续顶风走，只会一个个把身边人拖下水。
但我能停下吗？
那一页页图纸，那一条条名单，那些藏在铁盒里、藏在烟盒夹层、藏在废弃灯罩里的资料……不是凭空出来的。那是一个个“死去的人”，在我耳边留下的最后一句话。
如果我不把他们记下来，不把他们写下去，他们就真的像动物一样，死得无声无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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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上，我回到修配组。
老六没说话，只递给我一张折纸，白纸旧得像是茶叶水泡过，边角还有油渍。
我打开一看，纸上只有几个字：
“他们找我谈话了。”
我抬头望着他：“怎么说？”
“说我跟你走得太近，提醒我别自毁前程。”
我心头一紧：“你怎么回答的？”
老六笑了，那种笑像是下班后的工人窝在烟雾里说段子，不是轻松，而是太久没得选，干脆懒得装。
“我说，我老了，耳朵不好，听不清了。”
我本想笑，但笑不出来。
这一刻，我终于明白，这个厂子不是靠铁门锁住的。
是靠“恐惧”编织的。
人不是不能反抗，而是被“怕”压得动不了。
人会因为怕而背叛，因为怕而装聋作哑，因为怕而装出“与我无关”的样子，看着别人掉下去，还要劝自己说“那是他活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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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休时，阿昌来了。
他站在门口，脚尖踢着地砖缝，眼神游移不定，像是在找一个不确定的位置落脚。
“你……还在写那些？”他说。
我看着他，语气平静：“你是来问，还是来劝？”
他沉默了很久，最后像鼓起勇气似地说：
“斌叔找我谈话了。”
我点点头：“他肯定找你。”
“他说你是‘极端人员’，迟早要出事，让我别靠太近。”
“你信了？”
他没回答，只是从衣服里掏出一个皱巴巴的小笔记本，递给我。
我接过一看，第一页写着：
“5.13——小翠 5.21——董姐 5.28——老杨 6.03——韩一鸣”
我怔住，指尖发麻。
“你也在记？”我低声问。
阿昌点点头，脸上泛着羞涩：“我……不会画图，也不会写长话。我就写名字。”
我鼻子一酸，把本子还给他。
这厂里不是没人记得，而是没人敢说“我还记得”。
“我不是他们的人。”他忽然小声说。
我点点头：“我知道。”
“但你最好别再找我了。”他说。
我笑了笑：“我也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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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下班后，修配组门口放了一桶新钉子。
桶边贴着一张纸条：
“废区今晚巡查暂停。”
我立刻明白了——这不是通知，是诱饵。
厂方放松“外壳”，是想让我们“咬钩”。
我当即找到老六：“动手，今晚。”
他点头：“今晚，继续补档。”
我们翻出铁盒，重新整理前七十八个“编号档案”，开始写第七十九份——韩一鸣。
我提笔时，老六忽然开口：“等等。”
我抬头看他。
“这份，不写全名。”
“为啥？”
“他可能还活着。”
我怔住了几秒，慢慢点头。
我们写下：
“编号079：‘韩某’，男，技工。逃跑失败，被押至冷库未公开区域，疑似仍生存。记录身份，不写结尾。”
我将那页纸轻轻折起，夹进最深那层铁盒里。
那是“死亡手册”里，第一个“未完结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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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夜关灯前，我躺在床上问老六：
“你最怕的是什么？”
他没看我，只盯着窗外那片漆黑的天：
“不是死，是你走后，他们把我写的都烧了。”
我点点头：“我懂。”
“所以，”他说得很轻，却像从铁皮肺里挤出来，“你再写下一页的时候，得准备个‘死也要传出去’的法子。”
“我会的。”
我们对视了一会，谁也没说话。
但我们都知道，有些东西，比“活着”更重要。
那叫“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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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后，编号080出现了。
不是别人，正是那个少年工——阿进。
他被调走了，去了一个地方，叫“封闭式实习班”。
那是个只进不出的地方。
他被“利用完了”。
这个厂，连密告者，都活不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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