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逃出来的，我是从地底“流出来”的。
如果说第一阶段是地狱，那么逃出那座厂，并非走出炼狱，而是从一口通向黑河的水井，被洪流裹着冲向了未知的城市边缘——那不是重生的出口，而是一处更大、更冷的坟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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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昏迷中醒来的时候，是一阵呛鼻的腐臭味先钻入了鼻腔。
身体像块泡软的尸体，湿、冷、重，头顶一圈圈嗡嗡响，嘴唇干裂得像沙皮。眼皮睁不开，耳朵却先听到了人声。
“喂，这人还活着不？”
“活着个屁，你看这嘴青的，都像刚泡尸沟里出来的。”
“别乱说……他手里还抓着个破包，死了也别扔，万一是值钱货。”
“唔……你闻这身子，好臭哟，像……像哪来的废水厂下水鬼。”
“算了，给个塑料布吧。叫救护车？别，直接拖到环卫棚里晒晒……”
我试图动动手指，发现连眼皮都跟水泥一样重。
隐约间，有人拽我脚，又有人用竹竿戳我腰。接着是一阵拖行——我像一具半截活尸，被扯上了什么木板车。
在最后一丝意识溃散前，我听见一个粗嗓子的男人嘟哝一句：“这人啊，肯定不是在城市里活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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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再醒来，是三天后。
阳光从破布棚的缝隙间斜照进来，晃得我一阵反胃。
眼前是一片锈迹斑斑的棚户区，水泥与木板拼接的墙壁上满是涂鸦和霉渍，空气中混着洗衣粉、馊油味和潮湿霉泥的混合味。身下是垫了一层泡沫塑料的地板，盖着一块早已褪色的旧被子。
我抬头，看见一个人坐在角落，穿着绿色环卫制服，正撕方便面包。
“醒了？”
他的声音沙哑，眼角的鱼尾纹像被划开的锯齿。他看起来五十多岁，头发灰白，皮肤因长期户外暴晒而粗糙蜡黄。
“你是……”我声音干哑。
“你是我从下水沟口捞上来的。”他一边咀嚼一边说，“刚好那天井盖没关死，你就像一只淹死的老鼠一样被冲了出来。”
“你……救了我？”
“别说得我像英雄。”他咂咂嘴，“我只是怕你堵井。”
我试图坐起来，身子一阵剧痛，差点摔倒。他扔给我一瓶矿泉水：“喝吧。你三天没吃喝了。”
我一口气喝掉大半瓶，随即开始咳嗽。
他把剩下的面撕开一小块：“吃慢点，不然你胃会炸。”
我点点头，一口一口咀嚼，眼泪突然就掉了下来。
他没安慰我，只是递了张皱纸巾：“你是哪个厂的？”
我沉默了一会儿，艰难挤出两个字：“南境。”
他没多问，只“哦”了一声，低头继续吃面，像是听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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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我能下地走路的时候，已经是第五天。那几天里，我整天躺在这间八平米的破棚里，靠着那位名叫“老秦”的环卫大哥喂我水、面、粥。他没问我太多，也没告诉我太多。
“你是怎么进沟的？”他第六天的时候终于问。
我低声说：“从一座工厂里逃出来，地下通道崩了，被冲进去的。”
“哦。”他点头，“你逃出来干啥？”
“救命。”
他啧了一声：“城里没人想知道你命是怎么保下来的。”
“我知道。”我盯着天花板，“但我得活着，说点什么。”
“说给谁听？”
我不说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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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花了一整天才找回我那个包。
是个破帆布袋，藏在他棚子一角，下面垫了两层烂鞋和一堆废报纸。
我撕开布缝，检查内容——
那本《Z类名单》原稿已被污水泡透，字迹模糊；
图纸部分折页残存，可辨区域不足三分之一；
USB随身盘保存完好，但我没电脑；
底部夹层的纸币、身份证复印页、伪造工卡全部还在。
我瘫倒在地，像个刚完成坟中考古的人，笑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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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这包，是啥？”老秦问我。
“证据。”
“啥证据？”
“死人留下的。”
他盯着我看了几秒，然后转过身去：“少拿死人做幌子。活人都没人管，死人更没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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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天，我决定出门。
老秦提醒我：“别走远，这片棚户区是等拆迁的，外人不认，城里人更不想管。”
我走在城市边缘的马路上，看着两侧高架桥下一排排横七竖八的铁棚与塑料布围成的“家”。
我试着找到公安局、劳监所、媒体站——全部不收“无预约、不登记、无名指控”。
我站在某电视台门口，拿着那张被污水洗过的名单，被保安喝退：“别搞这些没用的，真有问题你去法院。”
我去法院，又被推去市仲裁办。仲裁办说：“没正式合同，按劳务纠纷不立案。”
我去街道办，连门都没进，被一句“你不是本地户口，建议回原籍解决”堵回来。
我愣在原地，像个提着尸体行走的人，却没人信我那尸体存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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