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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犹豫了很久。
这一晚，我在本子上写下几条话术预备稿：
“你为什么这样觉得？”
“你确定你记得？”
“这和你有没有编号有什么关系？”
“你说的是你自己，还是别人？”
我知道我变了。
从一个写实名信、把编号刻进衣领的人，变成了准备用反问句糊弄系统的模糊体。
我心里有种强烈的不适，像在喝自己的冷血。
可我也知道：不这么做，我就会像黄志高一样，被“主动反向折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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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次对话是次日凌晨。
编号者Q-Z888，是个看起来才二十出头的青年，眼神清亮，却略显躁动。
对话一开始，他就怒气冲冲地问我：
“你信这系统吗？”
我本能地反问：
“你问的，是哪一部分？”
他一怔。
“你是问考勤？还是绩效？还是编号管理？”
他迟疑了一下。
我紧跟一句：“你觉得自己是被系统冤枉，还是系统反映了你的真实情况？”
他彻底沉默了。
屏幕判定：“信息未进入有效语义层，访谈中止。”
我得到了系统极高的反馈：
【行为评估：低情绪投入】
【建议延长观测期，待行为趋于稳定后纳入特殊任务延伸组】
我活下来了。
但我从未如此厌恶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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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站在卫生间镜子前，看着镜中那个说着系统话术、玩着语义游戏、活成冷淡公式的自己。
我忽然明白了一件事：
“不是你不愿说话了。”
“是你说的话，不再属于你了。”
它属于系统。
属于评估。
属于“是否合格的生存者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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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夜里，我偷偷溜进废料区，找回一张黄志高当初填过的“行为自评表”。
表格背后写着一句话：
“我不知道我说的是真是假，我只知道每句话都不是给人听的。”
我坐在灯光下，把这句话一笔一划抄在自己的本子上。
我知道系统也许会看到。
但我想留一行，是真正写给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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