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没有举行任何形式的追悼会。
编号Q-S001的“死亡”，仅仅是一次“逻辑流崩断”后的数据清除。
整个疗养组没有接到任何“尸体清理”的通知，也没有书面说明死因，更没有任何文件描述那场“跳楼事件”的过程。
可我们知道，他死了。
我们这些疯者，记忆的方式和系统不一样。
我们不需要尸体，不需要眼泪，也不需要墓碑。
我们只需要——“记住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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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早上五点三十三分，天才微微泛亮，系统刚刚重新上线第三区清洗指令。
郑天柱提前醒来，从被褥下摸出一张皱巴巴的脏纸条。
那是我留给他的。
“如果我死了，不要替我哭。”
“替我记住——还有谁，没死。”
他盯着这几行字看了很久，就像看着一盏已经熄灭的灯，心里却还存着光。
然后，他解下腰带上的一段残旧塑胶线，紧紧系在手腕上，握拳，用力敲了地砖三下。
那是疯者的语法，代表“编号终止”。
马舌听到声音，从床上缓缓坐起，走到大厅中央。
他没说话，只从口袋里摸出一支煤笔，走到食堂那块锈迹斑斑的铁皮台面前，颤颤地写下一行字：
“Q-S001，终止逻辑编号，送入疯者集记。”
那，是我们疯者世界的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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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别仪式开始。
没人说话。
我们排成一列，每个人手里都攥着一小张撕下的餐巾纸。
有的纸上写着Q-S001，有的画着一个简单的梯子，有的干脆只是一块空白。
空白，在我们疯者的语法中，是最沉重的文字。
它代表一个人已经彻底消失，连“记号”都无法留下，只剩下一个“空”。
郑天柱走上前，打开了他床底下那个封存多年的铁盒。
那是我们疯者专门存放“废编号资料”的地方。
里面满是写有乱码、废编号、被删除姓名的碎纸条。
他将我当初留下的那张伪造的编号卡，轻轻放进去。
啪嗒一声，那是我们疯者的“封棺”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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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阿妹正在第四机房，与系统后台终端对接。
她正在模拟Q-S001的“事故归档”：
跳楼点位截图——伪造。
行为时间轨迹——断点插入。
死亡编号卡残片——从废档案中调取。
整个“死亡过程”的痕迹，被她悄无声息地重塑成一场真实的“事故”。
她的手在发抖，掌心满是冷汗。
可她眼神无比冷静，咬着牙，按下最后一键。
屏幕弹出提示：
“编号Q-S001 · 死亡信息审核完成。”
“系统注销成功。”
“数据清除中，请勿关闭窗口。”
她抹去眼角的泪水，对着显示器轻声说：
“你自由了……你真的自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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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别还在继续。
马舌让我们每一个人将手中的纸片折叠四次，投入那个铁盒。
最后一个是吴秋叶。
几天前她还疯疯癫癫地自言自语。
但那天，她站在铁皮台前，一言不发，只在手心写了三个字：
“他活过。”
疯者的语法里，“活过”不是过去时，而是一种最强烈的存在承认。
哪怕他现在死了，只要被记住，他就“活着”。
疯者不要现实认同，只求不要被过去否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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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天柱把铁盒重新锁好，藏回床底。
我们没有火葬，也没有土葬。
我们只有这一种送葬方式：收起。
收起记忆，藏进盒子。
盒子就是坟墓。
系统可以清除编号，但疯者的盒子，会一直记得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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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名字、纸条、旧卡、图纸……都躺在那只盒子里。
还有我留给疯者们的一句话：
“疯，不是病。”
“疯，是你还想活着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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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后，系统重新整理疗养组二号舱，准备迎接下一批“观察员”。
一位程序员在清理后台数据时突然愣住：
“奇怪，Q-S001的记录，怎么一点痕迹都没有？”
他挠了挠头：“真像没活过。”
另一位主管笑道：“真疯的人，死得都很彻底。”
他们永远不会知道，有一群疯子，正在把这些“死得彻底的人”一一记录下来。
一笔一划地，写进疯者语法的词典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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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就在南境城边一栋破旧小楼里，盯着阳光透进来的灰尘发呆。
我躺在一张发霉的木板床上，身边是一支笔，几张纸。
我已经三天没出门。
我要“死干净”。
直到这个新造的身份，彻底融入“非法生存者”网络，我才能动。
可我没闲着。
我写，拼命写。
一笔一划地写下那一百个编号的名字。
他们有的疯了，有的死了，有的连名字都不许再被提。
可我记得他们。
我将他们的编号一一翻译成姓名，把他们的事件，按照疯者的逻辑重新记录。
我给这份笔记起了个名字——
《编号幸存者对照录》。
不是为了出版。
而是为了哪怕有一天，哪怕一个人，哪怕在多年之后，能读到他们的名字。
那时，他们才真正“被送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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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者的送葬，不会结束。
只要编号系统还在清除，我们就必须继续“收起”。
我知道这一点。
所以当我写到最后一行时，笔尖在纸上顿了好久。
我轻声说：
“对不起。”
“我还不能休息。”
“我还没把你们的真名，一个一个，送出门。”
如需将这章命名或插入前后章节编号，我也可以继续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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