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节点，都像是一颗藏在泥土里的火种，只要一根电缆、一块屏幕，就能燃起整个黑夜。但也正因为如此，第一道雷电落下的那一夜，我们全体的背脊都炸出了血。
凌晨四点三十三分，北境节点突然断线。
无预警、无弹窗、无日志。
我们还在盯着那台数据同步的主屏时，屏幕闪了一下。然后，一整排文件夹从A区消失了。
“澈。”我低声。
林澈眼角抽了一下，他没回头，只是手指快到发抖地敲打键盘，试图用备份链接重建目录。
“失效。”他咬牙，“热备份点被劫持了。”
我回头看老隋，他眉头深锁，一根手指慢慢抚摸着纸上的编号名册：“看来他们动用了特批指令。”
“什么特批？”我问。
“协议里的第三类封锁权限。”他低声，“不是针对平台的，是针对‘内容协议本体’的。只要被标记为‘系统共识结构性威胁’，整个信息链就会被自动封锁。”
我愣住，脑袋像给铁锤砸了一下：“我们把那份协议发出去了，触发了他们的核心防火机制。”
“对。”林澈终于抬头，他眼圈发红，整张脸像是彻夜没睡的程序猿，却多了一份生死存亡的焦躁：“这不是删帖，也不是封网，而是——信息物理歼灭战。”
第一枪开响的地方是B-6节点。
我们事先设在一个废弃出租屋楼下，搭着一个二级转发器，连接东南分站。
当我赶到那边时，二楼窗户已被砸开，中继设备全被砸碎，墙上的线路被人硬生生拔断，玻璃片和烧焦的塑料屑满地。
邻居说，凌晨两点，有两个穿黑色雨衣的男人用万能钥匙开门进去，没发出一点声音。
我站在那个残破的数据终端前，突然觉得这个城市的每一面砖，都长出了眼睛。
“我们要分散。”我回到主节点时说。
林澈点头，眼神坚定得像块钉进脊骨的钢：“不能再用集群方式。必须散成‘移动节点’。”
“十七个。”我说。
“最多十七个。”老隋说，“再多，就撑不住同步时间。”
我闭眼计算：十七个数据包、每个十七人负责一段。不能依靠公网，必须用近距跳频设备，像传纸条一样，一站一站传过去。
这不是一次信息上传，而是一场传教式的分布式传播。就像地下印刷机，回到了二十年前的街头。
我们动手了。
林澈带着他的外围年轻人，用摩托、脚踏车、旧电瓶三轮，把一个个储存节点变成“活体传送机”。
我负责调度与监控，每隔十分钟就确认一遍：是否跳转成功、是否加密上传。
老隋坐镇后方，用老旧加密格式打散协议内容，并嵌入图片伪装。他把那份爆炸性的系统协议分拆成十五张“福利工厂年报表”，又加入四张“垃圾站废水处理纪录”，看上去就像一份毫无用处的旧审计资料。
“他们若想删，就得一页页翻。”他眯着眼说，“等他们翻完，世界已经知道。”
行动的第二晚，我们损失了四个外围志愿者。
一个女孩子在投递数据时被追踪，最后跳进了厂区废井——那个刻着“刘乾死过”的地方。
我听说后，半天没说话。
那井，在夜里就像一口真实的地狱。而这场“信息战”，其实也是一场“名之争”：
我们为他们起名，他们却要我们死得连名字都没有。
第三晚，林澈带回一台被彻底烧毁的移动节点。
“怎么回事？”
他咬着嘴唇：“D-11点被反溯源了。”
“反溯源？”
“他们通过定位附近手机基站信号，反推出信号频率范围，再定位我们的设备频段。”
我深吸一口气。
“他们在用国家级的干扰逻辑。”
“我们用的，只是三年前的开源框架。”林澈说，“我们比他们慢三年。”
“可我们还有一样东西。”我说。
“什么？”
“意志。”
我盯着他，眼睛像嵌了一片钢片。
那一刻，我不是净空，也不是编号Q-S001。我是那个坐在疯者组铁椅上，听马舌说“别认字，认字就死”的幸存者。
我是那个看着刘乾被封死冷库门前，写下“我看见你”的目击者。
我不能让他们，连“看见”都被删掉。
“继续打。”我说，“从夜到天明。”
林澈点头。他走出门时，背影瘦得像孤零零一支硬笔。
第四天凌晨，有一个节点成功翻墙。
那个节点挂载在一台送水车上，由一位不识字的老工负责。他每天准点去十个工地送水，那个数据卡嵌在他腰带里，包成香灰一样。
他没被任何人发现，最后一个工地是在老南街，那是我们曾经藏过“编号者对照图”的地方。
当我从他手里接过那张U盘，心跳漏了一拍。
他问我：“你还记得Q-M063那个女孩吗？”
我抬起头，眼眶发热：“记得。”
“她说你是她见过唯一一个会念她名字的人。”他笑了笑，“所以我送这段，是为了她。”
我点头。
那个夜晚，我们完成第十六个节点同步。
最后一个节点，由我亲自送出。
我戴着帽子，走在南境雨夜的老巷中，手中握着一份数据芯片，里面是我们整理的“编号者存证”，附带那份系统共识协议的原文副本。
芯片最终送到“外环区一号反映中心”地下投递柜。
那里，是一位“被开除的系统工程师”的家。
我敲门，没有人。
但门口有一盏灯。
那是他留的信号：准备好了。
我把芯片放进去，关上盖子，转身。
天空下起雨，像在这城市无数次抹去的记忆中，又再一次轻轻洒下“洗忘”。
我低声念了一句：“我不会忘。”
然后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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