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熙二年三月，北京城的寒意尚未完全褪去，五军都督府内却气氛热烈，一众留守人员围坐在一起，围绕着当下大明那愈发汹涌的海贸浪潮展开了激烈讨论。
此前，越王和扬王的船队满载着从海外获取的巨大财富凯旋而归。凭借着大明军队和自身的谋略，在异国他乡站稳了脚跟，不仅建立了自己的势力范围，还积累了巨额的财富。他们的成功，如同巨石投入平静湖面，在大明国内激起了千层浪。
南方的海贸家族，长期以来在海贸领域有着自己的利益链条，他们曾试图阻挡出海的趋势，维持原有的海贸格局。但越王和扬王在海外站稳脚跟这一事实，彻底打破了他们的幻想，他们此前所做的努力在现实面前显得苍白无力。
越王和扬王从海外归来与大明进行贸易的行为，引发了朝廷上下诸多争议。一部分官员认为，越王和扬王身为大明藩王，他们在海外的领地与大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贸易往来应该算作大明内部交易。
毕竟，他们的权力源自大明皇室，所遵循的也是大明的律法和文化，贸易活动也应受到大明的监管。
然而，另一部分官员则持不同观点。他们认为，海外领地远离大明本土，当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与国内有着很大差异，贸易性质复杂。海外的贸易活动涉及到与当地势力的交往、不同货币的兑换以及各种复杂的商业规则，不能简单地将其视为内部交易。
但无论对于贸易性质如何界定，海禁被打破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这或许是当年朱棣对于外交布局的一记深远后手。
曾经，南方士大夫们常常以祖制为借口，力主维持海禁政策。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保障自身在走私等灰色领域的利益。海禁之下，他们可以通过走私获取高额利润，而一旦海禁开放，他们的这些利益将受到极大冲击。
可如今，时代已经发生了变化，祖制的借口再也无法成为阻挡海贸发展的盾牌。海贸利润如今直接被皇家掌控，越王和扬王与中原的贸易，只能与朱高炽进行协商和交易。
那些靠海贸获利的家族对此极为不满，他们不甘心巨额利润被皇家独吞。但现实的形势让他们不得不低头，他们心里清楚，即便要被收税，也必须争取在这巨大的海贸蛋糕中分得一杯羹。
于是，在朝廷上下，关于海贸政策的争论持续了整整一个月。在这一个月里，各方势力纷纷阐述自己的观点和诉求。海贸家族的代表们为了家族利益据理力争，他们强调海贸对于大明经济的重要性，同时也希望能够在海贸中获得更多的自主权和利益分配。
而一些从国家发展大局出发的官员则认为，海贸的开放应该服务于国家的整体利益，要加强对海贸的监管，确保国家能够从海贸中获得最大的收益。
最终，朱高炽经过深思熟虑，权衡利弊后，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彻底废除海禁。这一旨意一下达，整个大明沿海地区都为之震动。
朱高炽宣布在广州、月港、泉州、宁波、福州、松江府、杭州、登州、直沽、庙街（今俄罗斯尼古拉耶夫斯克）、德林（今俄罗斯蒂尔）、苦叶（今库页岛阿尼瓦湾）、狮子口（旅顺）、渤海（今俄罗斯滨海边疆区）这十四个沿海地区设立通商口岸。
同时，在这些通商口岸设置由中央直管的市舶司。市舶司的职责重大，不仅要专门负责管理海外贸易事务，规范贸易秩序，还要征收关税，确保国家的财政收入。
不仅如此，朱高炽还通过郑和的海图，开启了第二批海外封王的计划。秦、晋、周、鲁、楚、蜀、岷七个王爷被分封到南洋地区的苏门答腊、锡兰、爪哇、占城、暹罗、渤泥、缅甸这七个地区。
对于这七个王爷来说，这一决定可谓喜忧参半。他们原本在国内的封地如今已不复存在，为了前往新的封地，只能变卖所有家产，招募人员一同前往。在招募人员的过程中，他们面临着诸多困难。
一方面，要找到愿意跟随他们远赴南洋的人并不容易，因为南洋地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充满了未知和风险；另一方面，他们还要筹集足够的资金来支付招募人员的费用以及旅途所需的物资。
一时间，各大港口变得热闹非凡。王爷们带着各自招募的人员，在港口等待着被送往遥远的南洋封国。
这几个王爷，有的满怀期待，憧憬着在新的土地上和越王、扬王那样开创一番新的事业；有的则忧心忡忡，担心在南洋会遭遇各种困难和危险，甚至无法生存下去。
但无论他们内心的想法如何，他们都没有别的选择。经过朱棣时期的削弱，他们手中的势力已经大不如前，没有能力像以前那样起兵反抗。他们只能乖乖听从命令，前往新的封地。
然而，在这浩浩荡荡的海外封王行动中，北京的官员们却头疼不已。原本，他们计划通过改革吸引南方流民前往东北五省开发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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