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洪熙三年到洪熙八年，大明进入了一个全然不同的发展阶段。这五年间，随着南洋、东北等地的移民政策推行和实质上的地方重构，在朱昭熙等人的协调和主导下，一个以工商业为核心的新格局逐步显现。
整个国家的权力结构和经济基础悄然发生改变。原本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体系逐渐让位于一种混合的、以制造业和海贸为驱动的模式。这种转变，最直接的体现在两个方面：造船业的飞速发展和纺织业的规模化演进。
大明与南洋、西洋的往来在这段时间里日趋频繁，海上航线已不再是少数船只依赖风力搏命的冒险行为，而逐渐变成系统化、周期化的通商活动。
各地码头，不论是广州、泉州、还是宁波、直沽，甚至是到在庙街、德林、苦叶，越来越多地堆积着从阿拉伯、印度、波斯、马六甲等地运来的物资。
而这种物资的频繁流转，也促进了技术的流动。起初是少量技艺高明的工匠随船而至，随后是器具、图纸，最后连整套造船与纺织工艺流程都被引入到大明的手工业体系之中。
在造船方面，大明工匠们逐步摆脱了对宝船的依赖。曾经的宝船固然壮观，然其设计理念过于依赖帝国展示和礼仪需求，功能性不足，难以适应远洋高频次的航行，也缺乏必要的自我防御能力。于是，一种新的船型——武装商船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武装商船不再以体量取胜，而是注重结构强度、舱室分布和火力配置。船体设计更加贴近实际需求，舰体高度降低，有利于抗风浪；宽度增大，使得载货量和稳定性提升；船头不再是装饰性的木雕或曲面，而是被切割成了斜面，甚至装设冲角以备近战使用。
舱室内部的布局也进行重构。货舱集中于中部，火药库、弹药室设在下层船舱并与船体隔离。火炮则分布于左右船舷，每侧最多可装载十六门以上的大口径火炮，射角交错，方便交叉火力封锁。
上甲板设有三座了望台和一个小型指挥间，由专人日夜驻守。桅杆不再只是悬挂风帆的木柱，而是整合了信号旗、号角传递、火把传令的多功能平台。
火炮的质量则由内地多家官营铁厂统一供应。经过三年的试制与推广，重型铸铁火炮已成为主力武器，部分船只甚至配有旋转炮架和折叠炮盾。这些本应属于陆地战场的武装设备，在大明的军商联合船队中变成了标配。
这些技术变革带来的最大成果，是航海与战争能力的融合。原本一艘商船必须依附武装船护送，现在只要配备得当，就能独立完成一次中等风险的远航。
再加上政府放宽部分火药与战斗器械的私有权限，南洋的藩王们便迅速抓住了机会，大量购买新型船只，扩充自身的运输与战斗力。
在这五年间，大明境内造船厂遍地开花。不仅东南沿海的传统船厂扩建翻修，连内河沿岸也开始出现大量简易船坞与木材处理坊。
为了应对激增的订单，工匠不再仅靠师徒传承的手艺，而是采用流水线分工：有专人负责船壳拼装、专人负责桅杆制作、专人安装火炮与帆具，每个步骤都有专属记录与检验制度。
到洪熙八年为止，仅官方记载的远洋船只数量就已达到三千五百余艘。其中大型武装商船超过八百艘，中型货运船一千四百艘，其余为小型补给与侦查用船。
与五年前相比，增长了接近两倍。这一数字在当时的世界范围内已无出其右，即使再过两百年遇到巅峰时期的葡萄牙、西班牙这样的海上强国，在船只规模上也被远远甩在了后面。
与船只数量同步增长的，是由此产生的移民与人口流动。大量南洋藩属的劳力需求促使各地积极输出人口，特别是在小冰河时期来临之后，气温骤降，耕地缩减，出现饥荒的频率增高。
而每当灾情出现，藩王们便主动派出船只与粮食前往赈灾，名为援助，实为招募。这些灾民被以低廉的代价转移至南洋，成为藩属地区开垦荒地、修建港口、从事海贸的第一批移民。
这些流动人口大多数并无选择权，能活下来已属不易，但他们所带去的劳动力却成为藩属国经济的基础。这种交换虽然在道义上备受质疑，却有效缓解了大明的人口压力与潜在的社会不稳因素。
整个国家，在迁徙与重组中保持了难得的有序状态。洪熙五年至八年之间，除边疆个别叛乱之外，国内未出现过一次大规模民变，这在小冰河时期的背景下几乎是不可思议的稳定。
与此同时，纺织业的转型也正悄然进行。与蒙古诸部开放通商之后，大量羊毛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原，彻底改变了原有的原料结构。南方以棉为主，北方则逐步转向羊毛纺织。为解决人工效率低的问题，各地开始试用水力纺纱机。
水力纺纱和纺织机在朱昭熙的推动下，在大明北方得以广泛的应用。山东、河南、陕西相继建成水力纺织工厂，使用统一规格的设备与流程，形成早期的机械化纺织体系，这些技术也随着南北方的贸易，逐渐开始转移到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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