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朱昭熙就藩之后，于谦便知道，自己的命运也就此发生了变化。他虽未言明，但心中早有数。
那日朝堂之上，朝廷发出的一纸诏令，让朱昭熙就藩虞国，朱昭熙在北方培养的文武百官多有送别，或悲或喜，或敬或惧，惟有他，于谦，未受召同行，亦未有任命他职于虞国，便知这位曾重用他的藩王已然弃他如敝屣。
这并非意气之争，也不是私怨。他明白，在朱昭熙最初主导东北五省大开发和北方改革之时，自己是被寄予厚望的。
否则，当年怎会从朱高炽的手里，单单点他于谦赴虞府任长史？怎会一开始就让他这个翰林院修编委以重任，让他和亦失哈还有朱荣一起主持东北五省的开发？怎会容忍他一个布衣出身的翰林郎，骤然登上高位成为东北五省总按察使？
可惜，正因为这份倚重，于谦才走上了与朱昭熙渐行渐远的道路。他自小读圣贤书，心怀天下，始终认为国家之本在于法度、在于制度、在于皇权之不可动摇。
他信奉祖宗成法，奉行忠君爱国，以为削藩、强干、集权是才是人间正道。而藩王的存在，从他心底而言，本就带着天然的不安，就算他的恩主虞王朱昭熙，在他看来也是一个不稳定因素，甚至是比其他藩王更加不稳定的因素。
所以，在北直隶掌政期间，他屡屡上书，希望朱昭熙为首的藩王们裁撤亲卫，将军权交予兵部；又主张由中央财政统一征税，废除地方自理；甚至连虞王府的官员任免，他也建议纳入朝廷品秩体系。
这些奏章他写得恳切坦白，无一字私意，但他从未真正考虑过朱昭熙的处境。一个藩王，虽受皇恩，却也处处掣肘，更何况朱昭熙还有那么一个随时想她死的老爹呢。
朱高炽在世时尚能护他周全，可一旦出海就藩，身边若无亲兵可调、财政可掌，完全靠中央的支持，朱昭熙这些藩王如何自保？如何在海外立国？如何与那虎视眈眈的江南世族周旋？只要中央的那些官员动动手指，他们这些藩王的努力就会功亏一篑。
这本不是什么高深的道理。于谦不是不懂，他只是不愿承认。在他眼中，国家才是大义，个人与家族的利益，哪怕是恩主的生死，若与社稷对立，也只能放弃。他以为自己是在辅佐明君，却不知自己早已越过了那条君臣之间的界限，皇帝也是有亲情的。
朱昭熙没有指责他，也没有责罚他，只是悄然远去，把他扔在一边，再无言语。这比任何责备都更令人心冷。
本以为自己留下后，仍能在朝中有所作为。毕竟，他于谦不是无名小卒，也不是依附权贵的小人。他在东北五省在北直隶政绩斐然，数年间整顿税赋，修治水利，平定盗乱，巡按各省，官声素着。
但这只是他的想法，别人并不这么看。朱昭熙既已就藩，留在明国的于谦，便成了人人疑忌的“后手”。
有说他是朱昭熙安插在朝中的卧底，也有言他背主忘恩、攀附皇权。文官们排挤他，武官们防他，连原先的故旧也渐渐疏远。更有甚者，将他贬谪为“政客小人”，当面不言，背后毁之。
朱瞻基谋反之后，这一切更是迅速恶化。他目睹诸王被戮，皇帝被杀，朝廷更换如走马灯，而自己一纸任命，从北直隶布政使骤降为浙江学政，继而更是只剩一县之地可堪栖身。
他曾想上书辩解，可纸未出，便有人提醒：“如今世道未定，于公若非虞王旧部，谁会留你性命？”
这一句才是点破他所有幻梦之语。他不是不忠之臣，也不是奸猾之辈，他只是——不被信任罢了，成了双方都会拉拢，但双方都不会信任的人罢了。
初到钱塘时，他还抱着一丝希望。这里是江南重镇，文风鼎盛，人才辈出，若能教育士子，传播纲常，或许仍有余地施展理想。
然而现实却远比想象更为残酷。朝廷对江南早已力不从心，藩王们封闭港口、世家大族控制粮道，海商则转投南洋、琉球、北熙洲，江南日渐萧条，百姓四处流徙，读书人连温饱都难以保障。
他巡视钱塘的书院，看着断壁残垣、荒草丛生的讲堂，听着学生抱怨“读书无用，功名难求”，心中只觉得说不出的沉闷。
当年他以为，士子只要努力读书，自有报国之门；百姓只要耕种纳税，便有平安之福。如今看来，一纸圣旨、一次征兵乃至一个念头，便能将万千生灵推入苦海，而自己所谓的忠诚与理想，不过是枉然。
夜深无事，他独自坐于书案之后，翻阅旧日奏章，读到自己曾在北直隶上书建议“裁军以顺中央之威，减赋以均四方之利”时，不由苦笑。
他曾真心相信这些文字能改变国家，却未曾想，这些话语落到别人眼里，不过是“藩王的叛臣”，是“皇帝的两面人”。
有人问他，为何不去投奔朱昭熙？当年若随虞王东渡，如今未必不能为一国之相。
他笑了笑，不答。他知道自己不会那样做。不是因为自尊，而是因为他真的相信，自己是为了“中兴大明”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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