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谦每日早起，批卷讲授，傍晚时分踱步于县学残破的回廊之间，眼见着春去秋来，花落草生。他本想安静做一个教书先生，老死不闻国事。但现实从不肯放人清净。
近来邸报上开始密集出现“北征”之事，说是调动山东、河南、北直隶的卫所兵马，整合三大营旧部，由皇帝亲征，这次一定要横扫漠北，消灭残元，效法唐太宗旧事。于谦望着那纸质越来越差报纸，手指微微颤抖。他想笑，又笑不出来。
山东、河南、北直隶？这些地方，现在还是大明的吗？朱高炽死后，政局混乱，朝廷和藩王之间剑拔弩张，几度血雨腥风。
这些年里邸报始终不提北方的只言片语，仿佛那大片土地自古无存。这里面的蹊跷，只要是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无数日夜里，他都会梦见东北，梦见北直隶，那里百姓朴实，兵卒忠勇。他记得村庄炊烟、官署文吏、河渠田亩，那些人的面孔他都记得。
如今要调那里的兵马征伐北地，于谦比谁都清楚，这就是在糊弄皇帝，是文武百官自欺欺人。、是朝廷拿来哄骗的空文罢了。
那北方都不属于大明了，怎么调动北方的卫所兵呢。倒霉的肯定是现在的地盘上的民间罢了，要填满编制，便只得靠抓壮丁。
他已经亲眼看见军士出没在钱塘的市集、乡里，强行征发百姓。壮年逃亡，妇孺呼嚎，沿海本就凋敝，如今更是人心惶惶。这世道，看似还维持着“圣明天子、盛世江南”的皮相，实则早已空空如也。
朝廷从未正式承认失地，只是用沉默遮掩伤口。但这份沉默，反而更显诡异。没有战报、没有奏章、没有赈灾、没有迁户，一切归于寂静。大明若真仍控制北方，为何从不提及？为何从不派官巡察？为何从不征税、征粮？
他想起当年朱昭熙在东北五省主持开发时的种种，那时他亲眼见过北方民众的坚韧与执着。他也知晓，北人对蒙古人仇深似海，数代冤仇，血债累累。若北方真为蒙古所破，怎会无声？怎会没有哪怕一丁点抵抗的消息传来？
他不敢想下去。他只觉得心口发紧。想要出现这种情况，那只会是这样了，是有一个人，能既压住蒙古，也能安抚北地汉人，既让人信服，又让人心甘情愿跟随。除了他之前的恩主虞王，他想不到第二个人。
他闭眼回想，朱昭熙曾主东北，改革军制、理政制度，轻徭薄赋、重农抑商。北方百姓虽初有怨言，但很快便服于法度之下。那一段时光，于谦虽与她政见相左，却不能不承认，政绩斐然，远胜他人。
若是朱昭熙从海上到达北方，组织北方民众先拿下了蒙古，然后以蒙古的名义迷惑朝廷，倒也顺理成章。
但沉迷于秦淮河的温柔的那些士大夫，根本不相信一个女子，有那么大的能力做到罢了，可是朱昭熙的所作所为从来就是出其不意，从来不囿于陈规旧俗，思维仿佛从来就不属于这个世界，这些天马行空的做法，迂腐的士大夫们怎么可能想象得到呢。
当下朝廷大张旗鼓“北征”，却根本调不出真正的兵。空编制下，是一批批无辜百姓；所谓军需，不过是劫取民粮；所谓主将，竟是一个不谙兵事的小皇帝，和一个只会逢迎的内侍王振。
他曾想不通为何会有这么一场在他看来简直是滑稽的北征，可是代入朱昭熙的角度，渐渐也明白了，朱昭熙曾经在北方主持政务的时候，就一直说要涵养水土，说北方开发的时间太多了，已经没有了地力。
或许朱昭熙找到了一块类似于洪州的地盘，直接把北方的人口全部迁移到了那块地盘，这么多年后王振他们终于发现了整个北方人去楼空，这才有胆子，和他们想象当中的蒙古人斗上一斗，收复所谓的失地吧。
可就算如此，他们能胜利么，以他对朱昭熙的了解，朱昭熙恐怕在很多年前就已经留了后手，一个根本没有过战阵经验的小皇帝和趋炎附势的权宦，恐怕根本就不是朱昭熙的对手。
他想上书弹劾王振，谏止亲征。可他早已不是朝堂大员，只是一个钱塘县学政罢了。/想请人代为上书，却无一人肯应。他的名字，如今不过是“虞王旧部”、“异志之臣”的代名词。
他感到自己仿佛坐在一堵厚厚的墙外，明知墙内正在着火，烟雾腾腾，却连敲门的机会都没有。
他苦笑。一个曾在五省握政的总按察使，如今连写一奏折的权力都失去了。
他听说那二十万卫所军，有一多半其实是临时拼凑的流民。南直隶几个州府，近来都在秘密输送壮丁，连县学的弟子都遭强征。他的一个学生——不过十六岁——就被抓走，至今无音信。
他去县衙申诉，对方冷冷地回一句：“奉旨征调，于大人若有不满，可向朝廷状告本官。”
他还记得那日，从钱塘江边回来的路上，看到大批百姓涌向码头，准备投奔藩王所辖之地。有的是南洋，有的是琉球，更多的是虞国，他们肆无忌惮的在沿海招募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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