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联邦的制度设计，从初创时便埋下了集权与分权的矛盾。朱昭熙等初代设计者借鉴大明帝国的六部框架，设立礼部、户部、兵部等中央机构，本意是构建一个高效的联邦式治理体系。
这些部门天然带有中央集权的基因，却因15世纪的交通与通信局限，不得不赋予地方藩国充分的自主权。
最初，各国君主预判的风险在于越国、扬国等大国可能依仗实力挑战联邦权威，却未料到首个破局者竟是沈国这样的中小藩国。
朱佶焞以联邦事务总理之职，借“小国共治”之名行利己之实，将联邦资源倾斜于中小藩国同盟，直接冲击了大国利益，更暴露了联邦体制在权力分配上的深层缺陷。
沈国事件后，联邦内部的权力逻辑发生根本性转变。六大强国不再信任中央机构的统筹能力，反而将自身利益置于联邦整体利益之上。
这种心态的转变，促使六大国在朱瞻壑当选联邦事务总理前，便已秘密协商改革方向：核心在于削弱联邦中央集权，通过“分权制衡”重构治理框架，实质是推动联邦向邦联形态演化。
朱瞻壑上台后，首要举措是推行“职能分流”改革。原设于玄中城的九大中央部门——礼部、户部、兵部、法部、工部、农部、商部、财部、民部，除礼部、户部、兵部保留部分象征性职能于玄中城外，其余部门被强制迁移至六大强国首都：
法部迁往虞国坤泽城，依托虞国成熟的司法体系与情报资源，主导联邦法律解释与争端仲裁；
工部落户扬国首都大梁城（马六甲市），借助扬国的工业基础与技术人才，统筹联邦重大基建项目；
农部迁往越国首都会稽城（德里），结合越国在南亚次大陆的农业实践，制定联邦农业政策；
商部迁至洪州共和国首都泽岚城（悉尼），依托其商业网络与金融资本，管理联邦贸易规则；
-财部入驻明国首都奉天城（上海），借助明国的财税管理经验，负责联邦财政预算与决算；
民部安置于宁国首都大宁城（马尼拉），结合宁国的移民管理与社会治理模式，处理联邦民生事务。
此外，联邦银行被单独剥离，迁至夏国所属的偏远岛屿，以地理隔离确保金融体系的相对独立，同时避免成为大国直接争夺的目标。
这种“迁移”本质是权力再分配。六大强国通过掌控特定中央部门，将联邦职权转化为自身影响力的延伸。
例如，扬国借工部主导工业项目审批，可优先保障本土钢铁、机械产业的资源配额；越国通过农部制定粮食贸易政策，能有效保护本国稻作经济。各部门的决策权、人事权与资源分配权，实则落入对应大国手中，形成“部门主权化”的格局。
六大强国推动分权改革，基于三重战略考量：
第一重考量是利益博弈的制度化，分权本质是“分蛋糕”。每个大国通过掌控特定部门，获得与其他国家博弈的筹码。
如虞国掌控法部，可在联邦法律框架内设置对己有利的条款；洪州通过商部主导贸易规则，能限制竞争对手的市场准入。这种博弈形成动态平衡——任何大国试图独揽大权，都会遭到其他五国借助部门职权的联合反制。
第二重考量是防止联邦分裂的缓冲机制，沈国事件后，小国对联邦的忠诚度下降，大国也开始重新评估联邦的价值。
将中央职能拆分至各国，使六大强国成为联邦体系的直接受益者——若联邦解体，各国将失去通过中央部门获取跨区域资源的渠道。因此，即便未来小国退出联邦，六大强国为维护自身掌控的部门权柄，也会主动维系联邦的基本框架，确保其“体面存续”。
第三重考量则是为海外扩张预留空间，大国君主清楚，联邦对武洲的战争若取得胜利，广袤的海外土地将成为新的利益焦点。
当前分权改革，实质是为后续扩张铺路：当小国退出联邦，六大强国可名正言顺地将其势力范围延伸至这些“无主之地”，甚至扶持自己的子孙后代建立新的藩国。这种潜在的扩张红利，让大国更倾向于维持联邦的“外壳”，以获取对外征服的合法性。
朱瞻壑上任后，刻意避免对朱佶焞旧部的清算。作为一个政治家，他也知道，若开启“后任清算前任”的政治先例，极易引发权力斗争的恶性循环，重蹈历史上王朝更迭的覆辙。
这种克制形成了新的政治惯例——联邦权力更迭以制度协商为主，而非暴力清洗，客观上稳定了分权改革的推行。
改革的持续推进，使大明联邦的性质发生微妙变化。朱昭熙敏锐地察觉到，这个最初被寄予“东方合众国”厚望的政体，正逐步滑向“联合国式”的邦联形态。
中央机构从“决策核心”退化为“协商平台”，礼部、户部、兵部仅保留礼仪性、统计性与象征性职能。
六大强国通过掌控部门实权，形成“诸侯共治”格局，联邦决议需经各国基于自身利益的反复博弈才能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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