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耶路撒冷的那天，清晨尚未完全展开。我背着行囊，走上通往西岸的公路，车窗外是一望无际的橄榄林、梯田、枯黄的山丘与深灰色的围墙。
没有哪个地方像西岸，让“地理”两个字变得如此沉重。它不只是土地与线条的拼接，更是命运与意志的交错，是信仰、语言、伤痛和梦想，在尘土中缠斗又生长的地方。
在《地球交响曲》的书页上，我用炭黑写下一个音符，它带着不和谐的重音，却又缓缓蔓延成一支复杂的进行曲，如同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清晨。
我到达赫布伦时，正值午后。阳光强烈，街道空旷。城市被分成了两半，一边是安静得近乎冻结的老区，一边是喧哗且警惕的新城。
我在老城的清真寺外遇到一位少年，他叫亚西尔，十岁，卖手工项链。他拉着我走进一条狭窄的走廊，两边店铺半掩，金属网如蛛网般悬挂于头顶，防止被投掷的石块砸落。
“你害怕吗？”我问。
他摇头：“这里的人不怕，只是习惯了躲。”
我们坐在一家关门的茶馆前，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褪色的合照，是他父亲年轻时在同一地点站立的模样。他轻声说：“我们都在等时间过去。”
一位老妇走来，递给我一杯凉茶。她说：“城市不老，人的心才会。”
黄昏前，我随亚西尔走到一处屋顶。他指着远方一栋闪着金光的建筑，说那是“他们”的哨塔。
“你看得到希望吗？”我问。
“希望不是用来看，是要撑过去才会长出来。”他说得轻，却比任何一句教条更有力。
入夜之后，我借住在一户家庭里。晚饭过后，屋主在天井里燃起一小团橄榄枝，他说这是老传统，让火光照亮屋顶，让祖先知道他们的后人还在这里活着。
我写道：“赫布伦是一枚被压进两本圣书之间的纽扣，既扣不住信仰，也脱不开回忆。”
我来到伯利恒的那天，正赶上教堂钟声鸣响。街上人不多，橄榄树下有人晒太阳，也有人低声吟唱。
我走进圣诞教堂，一位身穿深蓝长袍的修士在讲述这座教堂的来历。他指着地下那处小小的银星标记，说：“据说耶稣诞生在此。”
我低头望去，只觉那不是一处遗迹，而是一种时间的凝缩，一种信念在无数悲伤与希望中依旧微光闪烁的证明。
教堂外的墙壁上，有大片色彩斑驳的涂鸦与铁丝网。一幅涂鸦画着一位天使从围墙中探出头，她的眼神充满困惑与怜悯。
我写下：“伯利恒是诞生的地方，也是未竟梦想的摇篮。她的墙上贴着艺术与哀愁，她在缝隙中燃着光。”
随后，我在石墙下遇到一位年轻画家，他在墙上画下孩子捧着鸽子的模样。我问他：“你画的是什么？”
他说：“是我们心里未出生的和平。”
临走前，我又路过一座小学校门口。一个女孩正在用粉笔在墙角写诗：“我爱我的城市，它像一块破布，却缝满妈妈的吻。”
她笑着看我，问我从哪里来，又说：“我们这里的孩子写诗，不是为了比赛，而是怕明天来不及。”
我抵达拉姆安拉的傍晚，街道灯光稀疏。这里是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所在地，也是众多行政楼与大学的聚集地。
在一间图书馆里，我遇到一位名叫艾米娜的大学女生。她用流利的阿语夹着中文说：“我们的课堂里教的是未来，但窗外却教我们如何等待。”
她带我参观了校园的墙壁，上面密密麻麻贴着失踪者的照片。每一张脸庞都年轻，每一张笑容都曾是某人不眠的希望。
我沉默良久，只能写下：“拉姆安拉是一本打开的书，文字清晰，但页页未完。”
我们在黄昏的校园长廊散步，她忽然问我：“你知道我们最怕的是什么？”
“不是战争，是被忘记。”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在这片土地上，记住比说服更重要。
深夜时，我路过一处烈士墓园。有人在墓前点着灯，小声念着名字。我站在一旁，感到脚下的土地不再是尘土，而是一张张不愿沉睡的面孔。
有一位老者拄着拐杖站在墓碑前，他望着那块石板上的名字发呆。我走过去，他说：“我每天来，就是想让他知道，他的名字还有人念。”
我走进纳布卢斯时，香气扑面而来。这里出产着名的橄榄皂。城市古老而温柔，巷道曲折如记忆。
我参观了一间百年皂厂，厂主是一位老人，他请我看一块刚刚切割好的手工皂。他说：“你看，这不是清洁，而是传承。”
“传承什么？”
“我们不光传香味，更传坚韧。”
我问他是否经历过冲突，他点点头却不言语。他指向墙上一块写着“1948”的旧木牌：“这块牌子比我们都活得久，它见过城市如何一次又一次地倒下又站起。”
在老城巷子深处，我遇到一位盲人琴师，他在街角弹奏一首忧伤的旋律。他说：“我看不见明天，但我能听见它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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