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到了，我回了寨子过年。
腊月二十八，我拎着年货从班车上下来，寨子口的老槐树上已经挂了红灯笼，空气里飘着炸酥肉和蒸糯米的香气。几个小孩在晒谷场上追着跑，看见我就喊“阿宁姐回来了”，声音脆生生的，把寨子里的冷清都喊散了几分。
我笑着应了一声，心里却还是虚的。
那条盘山路是进寨子的必经之路。班车路过那个弯道的时候，我下意识地把脸转向了车窗那边，假装在看另一边的山。可余光还是扫到了那面凸面镜——它还在，铁杆子上缠了几圈红布，镜面上蒙了一层灰，映出来的山路模模糊糊的，像隔了一层雾。
没有影子。
什么都没有。
我松了一口气，又觉得这口气松得不对劲。我在期待什么？又在害怕什么？我自己都说不清楚。
奶奶在门口接我，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藏蓝色棉袄，头发梳得光光的，精神头比上次回来好多了。她接过我手里的东西，上下打量了我一眼，说：“胖了点，脸色也好多了，看来没再做噩梦了。”
我愣了一下：“你怎么知道我不做噩梦了？”
奶奶没回答，转身进了灶房。我跟进去，看见灶台上摆了一排碗，碗里装了供饭，是准备拿去土地庙供的。奶奶一边往碗里夹菜一边说：“你上次回来，半夜里翻来覆去的，嘴里还念叨，我听见了。第二天我去找了杨公，他让我去庙里给你求了个符，缝在你枕套里了。”
我摸了摸自己的枕头——不对，枕套是后来我自己缝的，那个小红布包也是我自己放进去的。可奶奶说她缝了？
“你那个枕套，”奶奶头也没抬，“你拆开看看。”
当天晚上，我拆开了枕套。
里面确实有一个小红布包，但不是我之前缝进去的那个。我那个包的是香灰，这个包的是——我把布包拆开，里面是一张叠得方方正正的红纸，纸上用毛笔写了一个字，笔锋很重，墨迹渗到了纸背。
是一个“赦”字。
不是“符”，不是“咒”，就是一个字。
赦。
我拿着那张纸看了很久，忽然明白了奶奶为什么不问我，不解释，也不说破。她知道有些事，说出来了就不灵了。她只是默默地去做，用她的方式，把那扇我没来得及关上的门，替我关严了。
我把那张纸重新叠好，放回布包里，又塞进了枕套。
那晚我睡得很沉，一夜无梦。
大年三十那天，寨子里有祭山的习俗。天不亮就得起来，各家各户端着供饭、香烛、纸钱，到寨子后面的山神庙去。我去得晚了些，到的时候庙前已经站满了人。男人们围在供桌前烧纸，女人们站在后面递东西，小孩们在人群里钻来钻去。
我端着供饭站在人群后面，目光无意中扫过庙门口的石阶——杨公坐在那里，手里端着旱烟，正跟旁边的人说话。看见我，他点了点头，目光在我脸上停了一瞬，然后移开了。
我忽然想起一件事。
上次去找杨公的时候，他说完那些话，我站起来要走，他在我身后说了一句我没听懂的话。他说：“你奶奶年轻的时候，也替人送过。”
我当时没在意，以为是说我奶奶以前帮人接过生或者办过丧事之类的事。可此刻站在山神庙前，看着缭绕的香烟和摇曳的烛火，那句话忽然又冒了出来，像一根刺，扎在了我心里。
我奶奶年轻的时候，也替人送过。
送过什么？送过谁？
我端着供饭，站在人群后面，看着奶奶站在前排，背挺得直直的，跟旁边的婶子说笑。她今年八十三了，耳不聋眼不花，说话中气十足，除了腿脚有些不利索，哪里都不像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
她年轻的时候经历过什么，我从来不知道。
在我的记忆里，奶奶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老太太，会做酸汤鱼，会纳鞋底，会在夏天的晚上坐在院子里摇着蒲扇给我讲故事。她讲的那些故事，大多是她从前的经历，比如六几年闹饥荒的时候吃过树皮，比如修水库的时候一天挑一百多担土，比如我爸小时候调皮从树上摔下来把额头磕了个口子，她抱着他跑了五里路去卫生院。
可她从来没讲过“送”的事。
山神庙的祭祀结束了，人群慢慢散去。我走在最后面，看着杨公拄着拐杖一步一步往山下走，犹豫了一下，追了上去。
“杨公，”我喊了一声，声音有些发紧，“你上次说，我奶奶年轻的时候也替人送过——送什么？”
杨公停下来，转过身看着我。他的眼睛浑浊得很，眼白上布满了红丝，可看人的时候，目光像钉子一样，能扎进人心里去。
“她没跟你说过？”杨公问。
我摇头。
杨公沉默了一会儿，重新拄着拐杖往下走，走得很慢，一步一顿的。我跟在他旁边，不敢催，也不敢再问。山风吹过来，庙门口插着的那些香烛的烟被吹得七零八落，散得到处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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