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奶一把扯下墙上的一面铜镜,挡在我面前。
铜镜照到那只手的瞬间,我听到了一声尖叫。不是孩子的笑声了,是女人的尖叫,刺耳、尖锐,像一把锥子扎进我的耳膜。那只手猛地缩了回去,水人形翻滚着向后退去,在它后退的过程中,我看到了无数张脸从雾气里浮现出来,男人的,女人的,老人的,孩子的,一张接一张,像一串被水泡烂了的葡萄,挤在一起,挤得变了形,挤得五官都错位了。
奶奶把铜镜照向堂屋的每一个角落,每照到一个地方,那里的空气就会发出一声轻微的爆裂声,像有人在那个位置放了一个小小的鞭炮。水人形被逼得无处可躲,终于朝大门口退去。奶奶举着铜镜追了几步,嘴里大声呵斥着那几个我听不懂的音节。水人形在大门口停顿了一下,那一瞬间,我看到了它的最后一张脸。
不是孩子的,不是女人的,是一张男人的脸。中年,四十来岁,五官清秀,甚至可以说是好看。他没有笑,也没有哭,只是用一种极其平静的目光看着奶奶手里的铜镜,然后转头,看了我一眼。
那一眼里没有恶意,没有怨毒,甚至没有恐惧。
那一眼里有的是——我在之后的很多天里反复回想那个眼神,最后得出一个让我不寒而栗的结论——那一眼里有的,是遗憾。
像一个赌徒输掉了一局牌,看了一眼自己手里攥着的那副好牌,然后放下,转身离开。不是认输了,是时机不对。是这一次不行了,但下一次,下下一次,总有一次会赢。
那个男人转身没入了夜色之中,水人形像融化的雪一样消融在黑暗里。堂屋里重新安静下来,只剩下三炷燃烧殆尽的香头,和一地湿漉漉的水痕。
奶奶慢慢放下铜镜,转过身来看我。
她的嘴唇在发抖。
她说:“你爷爷的笔记,你看了。”
我愣住了。原来她知道。她一直知道。
“你爷爷当年记那个东西,不是因为它过去了,”奶奶坐回椅子上,像是浑身的力气都被抽走了,“是因为它没有过去。他写下来的那个‘永无止境’,不是叫你不要怕,是告诉你——你躲不掉的。”
“你被挑中了,林述。那个水库底下,不是一个两个,是一千两百多个。他们都是被替的,替了他们的人走了,他们留下,再找下一个替他们的人。”
“那个男人,是民国三十七年淹死的第一个。”
“他没有被替过。”
“他是那个源头。”
奶奶抬起头看着我,眼眶里有泪光,但眼泪没有掉下来。这个活了七十七年的老太太,把所有的悲伤都咽了回去,只留给我一句话:
“它们选了你,不是因为你在夜跑。”
“是因为你跑了三年,从来没有换过路线。三年,一千多天,你每天都经过那个大门,每天。你的气味,你的脚步声,你的呼吸,你的心跳,全都留在那条路上了。”
“它们认得你。”
“你早就不是路过了。”
“你是去送。”
那一晚我没有合眼。天亮的时候,奶奶出门去找了一个人,电话里称呼“张先生”,说是什么“画符的”。我坐在堂屋里,铜镜不摘,剪刀不离手。
但我一直在想那个男人的眼神。
不是为了吓我。
那个眼神是在告诉我——
“这一次不行,还有下一次。”
而他等得起。
他从民国三十七年等到了现在,从不着急。
水库的水不会干。
夜路不会断。
而我,就算再也不去夜跑,那条路上的气味和心跳,也已经留下了。
张先生是下午三点到的。
我以为会看到一个穿道袍、留长胡子的老头,结果来的是一辆灰色面包车,车门一拉,下来一个四十出头的胖子,穿冲锋衣,踩运动鞋,左手提一个保温杯,右手夹着一根没点的烟。他看了我一眼,问我奶奶:“就是他?”
我奶奶点了点头。
张先生把烟别到耳朵后面,上下打量了我一遍,目光最后停在我胸口那面铜镜上。他没说话,伸出手来,我犹豫了一下,把铜镜从脖子上取下来递给他。他接过去翻来覆去看了几秒,皱了皱眉,又还给了我。
“这镜子保了你三条命,”他说,“再用就没用了。”
三条命。我愣了一下。那天晚上在公寓里差点窒息是一回,梦里被拖进水里是一回,上一晚那个水人形伸出骨手来拉我的时候又是一回。张先生不看也知道发生过什么,像翻开一本书一样把我的命从头到尾扫了一遍。他说这话的语气很平淡,像修车的师傅告诉你刹车片磨没了、再用就要出事一样平淡。
我奶奶给他倒了一杯茶。张先生坐下来,把保温杯里的水换成我奶奶的茶,喝了一口,说了一句让我后背发凉的话:“老太太,你孙子的事,不是撞邪,是被点了名。”
他从冲锋衣的内兜里掏出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一把生了锈的铁钥匙。他问我知道这是什么吗,我摇头。他说这是龙潭水库底下那个老村子——龙门村——老祠堂大门的钥匙。民国三十七年修水库之前,有人提前下去把祠堂门锁了,钥匙带上来,后来那个人死了,钥匙传到了他徒弟手里。他徒弟就是张先生的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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