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忽然想到一个可能——也许不是它看不见，是它不认为我需要被看见。也许它在做一件对我没有任何恶意、甚至根本与我无关的事情，它只是在散步，和一个活人在自家院子里散步没有任何区别。只不过它散步的地方是大门口那片空地，而那片空地，在很多年前，是停尸的地方。
那些停在空地上的棺材里，装着的死人，是不是也会在某个月圆之夜从棺材里坐起来，在这片空地上走一走，走到石凳那里坐一会儿，然后站起来，继续走？
那些死去的人，是不是从来没有真正离开过？
我站在那里，听着那串脚步声从我左边走到右边，又从右边走回左边，反反复复，像一个困在某个圈里永远走不出去的人。我不知道站了多久，直到那串脚步声突然停了。
然后我听到了一个声音。
不是走路的声音，是一个人的声音，苍老的，沙哑的，像是很久很久没有开口说过话了：“小伙子，借个火。”
我浑身上下的汗毛全竖了起来。
不是因为这句话有多吓人，而是因为说这句话的声音离我太近了，近到就在我耳朵旁边。我猛地把头转向右边，余光扫到一个灰扑扑的影子，但等我定睛去看的时候，什么都没有。
不是不见了，是从来没有出现过。
我骑上电动车就跑。
出了支路，上了大路，看到第一个红绿灯的时候我才敢停下来喘口气。心脏跳得像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手把上全是汗。我回头看了一眼来路，大路上车来车往，行人三三两两，太阳还挂在天上，一切都正常得不像话。
我在路边的便利店买了一瓶水，站在门口喝了两大口，等心跳慢慢平复下来。便利店的老板娘从窗口探出头来看了我一眼，又缩回去了。她大概是觉得我只是一个热晕了头的年轻人，中暑了，歇一会儿就好了。
她不知道我刚才经历的事情。
她也不可能知道。
我回到奶奶家的时候，太阳刚好落山。天边还剩最后一抹橘红色的光，把院子里的枇杷树染成了金灿灿的颜色。奶奶坐在门口择菜，头都没抬，只说了一句：“吃饭了。”
我把电动车停好，洗了手，坐到饭桌前。桌上摆了三菜一汤，都是素的。奶奶吃素吃了快二十年了，从我爷爷去世那年开始，再也没有沾过荤腥。我以前觉得这是她的信仰，现在我才明白，这不完全是信仰。
她在避。
一辈子和那些东西打交道，她知道血肉的味道对某些东西来说意味着什么。
吃完饭，我帮奶奶收拾了碗筷，在灶台前站了一会儿。水龙头里的水哗哗地流着，冲在碗碟上，溅起细碎的水花。我看着那些水花，忽然觉得眼睛很涩，像是被什么东西迷住了。
“奶奶，”我关了水龙头，转过身看着她，“我今天去水库那边了。”
奶奶手里的抹布停了一下。
“我没看水面，也没走近大门口，”我赶紧补充，“我就站在外面，站了一会儿。但我听到了脚步声，还有一个人跟我说‘借个火’。”
奶奶把抹布放在灶台上，慢慢地擦了擦手。她转过身来看着我，脸上的表情不是生气，不是害怕，是一种我说不上来的东西——像是早就知道会有这一天，只是在等我说出来。
“借个火？”她问。
“嗯。”
“你给了吗？”
我没有回答。
因为我忽然想起来一件事——当那个声音说“借个火”的时候，我的右手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伸进了兜里，摸到了打火机。
我不记得自己是什么时候把打火机掏出来的。
也不记得是怎么放回去的。
我只记得，当我转过头去看那个声音的方向的时候，我的右手是空的。
打火机好好地躺在兜里。
但那个声音不见了。
奶奶听完，沉默了很久。她走到堂屋里，把那尊观音像面前的香点上了，又走到门口，把门关上了，插销拉好了，还用一把椅子顶住了。
“从今天开始，”她说，“晚上不要出门。白天出门也不要带火。”
“带火怎么了？”
“他借火不是为了点烟，”奶奶的声音很低，低到我必须凑近了才能听清，“他是要你给他点一把火，把他停在门口的那口棺材烧了。棺材烧了，他就不用再停在那里了。他就可以走了。”
“他不是陆怀山。”
“他是民国二十三年死在门口的那个。”
“停了七天七夜，一直没有火化，直接埋的。棺材里的东西没烂干净，还差最后一把火。”
那天晚上，奶奶把那把剪刀从我的枕头底下拿走了。换上了一把新的——不是剪刀，是一把生锈的柴刀，刀柄用黑布缠了好几层，布的颜色已经分不清是黑还是褐，可能是年头太久，也可能是浸过什么东西。
“剪刀太轻了，”奶奶说，“柴刀重，压得住。”
我躺在那张老床上，柴刀搁在枕头旁边，铜镜贴着心口，张先生的符咒压在舌根底下——他说过，如果真的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把符含在嘴里，能封住口鼻七窍，不让外邪入侵。我一直以为“万不得已”是很远很远的事情，远到我不需要认真去想。但那天晚上我把符压在舌根底下的时候，咸津津的，像含着一枚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炸开的药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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