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丈夫愣了半天才反应过来，说酉时就是下午五点到七点。我看了看手机上的时间，凌晨三点多，那个梦醒了以后的时间。
婆婆生日那天是三月十八。
我翻遍了家里的黄历，确认了一件事——三月十八那天，酉时，是下午五点十二分开始，到七点十二分结束。那天是谷雨，农书上写着“雨生百谷”，宜嫁娶，宜入宅，忌出行。
忌出行。
春天过得很快，快到我来不及数日历上的红圈，二月的迎春花还没落尽，三月的桃花就开了。婆婆去了一趟老家，我没有跟着去，是我丈夫开车送的。她说得没错，那个老屋果然还在，虽然破败得不成样子，墙皮掉了大半，屋顶也塌了一角，但那个木头箱子还在，箱子上盖的白布桌布早就灰扑扑的了，底下压着的那双鞋垫，竟然真的还在。
鞋垫是大红色的绸面，绣着鸳鸯戏水的图案，婆婆把它捧在手心里看了很久，然后仔仔细细地包在手绢里，装进了贴身的口袋。
她回来以后把那双手套给我看，对我说了一句让我记到现在的话：“秀儿，这双手套是我娘给我绣的，我出嫁那天穿的就是这双。鸳鸯戏水，白头偕老。我跟你爸没有白头偕老，他走得早，但这双鞋垫我存了这么多年，也该穿上了。”
那天晚上她穿着那双鞋垫在屋里走了两圈，然后坐在床边，把那双鞋垫脱下来，整整齐齐地放在了枕头底下。
那天是三月十二。
还有六天。
接下来的六天，我像是在看一部早就知道结局的电影，每一分每一秒都是一种煎熬。我看着婆婆吃饭，看着她睡觉，看着她在院子里晒太阳，看着她跟邻居聊天——每一个画面都可能是最后一次，每一次分离都可能是永别。
那种感觉就像你在一条河边上，对岸站着一个人，你明明看到她，可她就是要走了，而且你知道她走的方向，甚至知道她走的时间，偏偏什么都不能做，连喊她一声都不敢，怕吓着她，也怕吓着你自己。
三月十六那天，婆婆的精神好得出奇。一大早起来就把屋里的所有柜子都打开，把衣服一件一件地拿出来重新叠好，分门别类地放在不同的抽屉里。冬天的放在左边，夏天的放在右边，春秋的放在中间。她又把存折和身份证找出来，用一个塑料袋装了，放在床头柜的第一个抽屉里，上面压了一本老黄历。
她做这些事情的时候表情很平静，甚至还哼了几句歌。那是首老歌，我听过但叫不上名字，后来问了别人才知道是《天涯歌女》。
“天涯呀海角，觅呀觅知音。”
三月十七，婆婆说她累了，想歇一天。她没有下床，连早饭都是在床上吃的。我给她端了一碗小米粥，一个煮鸡蛋，她吃了大半碗粥，鸡蛋只吃了一口就放下了。她说胃口不好，不饿。
她躺在床上，怀里揣着那双大红色的鞋垫，手里攥着那个蓝白格枕头的一角，眼睛半睁半闭的，像是在打盹，又像是在想什么事情。我坐在她床边，握住她的手，她的手凉凉的，指节粗大，指甲剪得齐齐的，上面还有淡淡的老年斑。
“秀儿，”她忽然睁开了眼睛，“我要是走了，那个枕头，你给我烧了。”
“妈，你说啥呢。”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上来了。
“你别哭，哭啥。人总要走的，我就是比人家早走了几年。”婆婆的声音很轻，像是怕惊动什么似的，“你帮我看看那个老屋还在不在，要是在，就把我的骨灰撒在那棵槐树底下。要是不在了，就撒在那个地方就行。”
我说不出话来，只是攥着她的手，用力地点头。
那天夜里我没有走，我睡在婆婆脚头，给她盖了两层被子，她还是说冷。三月的天不冷了，可她的身上确实在发凉，那种凉不是表面的凉，是从骨头缝里往外渗的凉。
我搂着她的脚，想给她捂热，可她怎么也捂不热。
我一遍一遍地看手机上的时间，从晚上十点看到凌晨一点，从凌晨一点看到凌晨三点。天亮了吗？天快亮了。三月十八到了。
我起来给婆婆熬了一锅鸡汤，她闻着味道说香，喝了两口就又放下了。她靠坐在床头，头发散着，脸色苍白，嘴唇上几乎没有血色。可她的眼睛格外亮，亮得不像一个垂暮之人。
她让我把窗户打开，说要透透气。我打开了窗户，三月的风吹进来，带着泥土和青草的味道，还有远处传来的布谷鸟的叫声。
婆婆听着那个声音笑了。
“秀儿，”她说，“你记不记得常姨说的话？”
我心里一紧：“妈，你别——”
“她没说错。我也知道她没说错。从我六十二岁生日那天起，我就知道了。就像有人在你身上拴了根绳子，一寸一寸地往回拉，你不管怎么走，走得多慢多快，最后都得到那个点上去。”
她从枕头底下摸出一样东西递给我。是一个红纸包，拆开来，里面是一对银镯子，很细很细的那种，上面刻着莲花的花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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