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唐朝以后，历朝历代每年都征两次税，也就是两税法。一次夏税，一次秋税。夏税是正式征收期集中在五月至七月，多数地区要求夏税在八月前完纳。例如，《明史·食货志》记载“夏税无过八月”。
秋税起征时间一般从农历八月开始，主要征收期为九月至十一月，秋季至初冬。截止时间通常要求次年二月前缴清，但多数地区以年底为限。如《明会典》载“秋粮无过次年二月”。张居正改革后，都收的银子了。
南方水稻产区可能因作物成熟时间稍晚而延后如江南秋税或延至十月后，北方地区因收成较早，征收也较早，一般八月起就开征了。
一般而言，夏税轻，秋税重。但是到了明末这会，重不重也无所谓了。别说两税了，陕北这些地方光交个夏税就得鸡飞狗跳了。崇祯元年流寇四起，就是夏税征收过重。而崇祯二年秋税注定没那么平静，这也是大流寇们翻身的好时机。
延安府安塞县，田里的谷子蔫头耷脑，穗子瘪得可怜。
县衙过堂，安塞张知县摇着一把破旧的蒲扇，额头上的汗珠却怎么也扇不干。他面前摊开的是一封来自延安府今年秋税征收要求，火漆印在烛光下泛着刺眼的红光。知县的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案几，发出沉闷的声响。
“老爷，崔县丞和刘主簿到了。”门外的长随低声禀报。
张知县叹了口气：“让他们进来吧。”
崔县丞和刘主簿一前一后进了过堂。崔县丞四十出头，一张马脸拉得老长，但看着却很有精力。刘主簿年纪稍长，圆脸上总挂着几分愁苦。
“坐。”张知县指了指两侧的椅子，将今年秋税延安府给安塞的要求推了过去，“二位看看吧。”
崔县丞先拿起信笺，眼睛快速扫过，嘴角竟不自觉地上扬：“朝廷要求秋税加征？这是好事啊！”
“好事？”张知县接过信笺，眉头越皱越紧，“今年又是一年大旱，地里连种子都收不回来，百姓哪来的钱粮交税？”
“县尊此言差矣。”崔县丞捋了捋胡须，“朝廷既然下了令，自然有朝廷的道理。辽东战事吃紧，若不征税，拿什么养兵？陛下说的好，暂累百姓几年，待东虏剿灭后会让百姓喘口气的。我们不能和陛下作对啊。”
张知县望着桌上的砚台，幽幽道：“二位，本县担心的不是该不该征，而是怎么征。万一百姓不堪重负造反怎么办？”
“县尊多虑了。”崔县丞不以为然地摆摆手，“刁民造反，无非是地方官手段不够硬。我安塞县有巡检司，有三班衙役，还怕几个泥腿子不成？”
刘主簿说道：“崔县丞，你忘了杨制军的招抚政策刚刚实施不久？我安塞县安插了不少之前的土匪流寇，他们才回乡多久？这就让他们交税，这不是逼着他们再去造反吗？耽误了杨制军的事，我们担待的起吗？”
“好了。”张知县打断二人对话，“朝廷的令不能不遵。这样吧，明日召集各地里长来县衙议事，先把风声放出去。崔县丞负责拟定征税章程，刘主簿核算各乡应缴数额。记住——”他顿了顿，声音低沉，“既要完成任务，又不能闹出乱子。”
崔县丞眼中闪过一丝不屑：“不想闹出乱子还想多征到税，净会想美事。乱子有啥好怕的，杀几个刁民啥事都解决了。”但他还是拱手称是，毕竟县太爷不是他。
待二人退下，张知县独自坐在过堂上，不知道在想什么。他今年四十五岁，在这个七品知县的位置上已经是第三年了。三年来，他亲眼看着安塞从贫瘠走向绝境。朝廷的税赋一年比一年重，百姓的日子一天比一天难。他不是没有良心，可在这官场旋涡中，良心是最无用的东西。
就在去年，安塞还出了个大贼高迎祥，而延水附近到处都是流民和尸体。朝廷好不容易将高迎祥赶跑，用屠刀让百姓安稳下来，月初还开始招抚贼寇下山。本来免赋一年，他有把握在卸任前将安塞稳定下来。可是朝廷不知道在想什么，让贼寇回乡耕种却又不免税，这地里长出东西也没这么快啊。
“老爷，该吃饭了。”长随在门外轻声提醒。
张知县摇摇头：“不饿。”他拿起桌上的一册书，这些都是下面各个里长们报上来灾害程度。上面记录着安塞县今年比去年还要旱，收成估计只有去年一半。要是再加征，无异于杀鸡取卵。
可他又能如何？知府大人已经明示，若今年税赋完不成，他的考成就别想合格。在陕北做了三年知县了，若不能升迁，再调到陕北另一个县当知县，恐怕这辈子就要老死在这黄土高原上了。
翌日清晨，县衙前的广场上挤满了安塞县各地的里长。他们大多衣衫褴褛，面色黝黑，眼中满是惶恐。崔县丞站在台阶上，声音洪亮地宣读着征税要求：
“……即日起，各乡秋税开征，每亩加征银三钱，限十月前完纳。逾期者，枷号示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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