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出生
1982 年初，我结束了在东北电力学院的学习生涯，回到了阔别四年的沈阳电力学校，担任助教一职。
此时的我，心情格外激动，对未来充满了期待。然而，更让我欣喜若狂的是，我的爱人翁爱霞已经怀有身孕，我们即将迎来爱情的结晶。
这个消息让同事们都感到非常高兴，他们纷纷打趣道：“杨庆柏啊，你可真是革命生产两不误啊！大学一毕业，孩子就要出生了，真是可喜可贺啊！”
听到同事们的祝福，我心中充满了喜悦和幸福。我知道，这不仅是我个人的成就，更是我们家庭的幸福时刻。
更令人欣喜若狂的是，就在我步入婚姻殿堂的那一刻，学校竟然慷慨地分给了我一间房子！尽管这间屋子没有暖气，也没有煤气，甚至连下水道都没有，但它却拥有一项至关重要的设施——自来水！这对于当时的沈阳市来说，简直就是一种奢望。
要知道，在那个年代，能够在结婚后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小窝，是许多同龄人梦寐以求的事情。而我，却如此幸运地实现了这个愿望，这怎能不让人感到无比兴奋呢？
这间房子虽然被学校称为“简易房”，但它对于我和我的新婚妻子来说，却是一个温馨的港湾，一个充满希望和梦想的起点。它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住所，更是我们共同生活的见证，是我们爱情的栖息地。
五一前夕，翁爱霞的预产期到了，她的身体开始出现明显的临产征兆。随着时间的推移，临产的剧痛如潮水般不断袭来，让她痛苦不堪。而我，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状况，完全失去了主意，不知道该如何应对。
翁爱霞是个孤儿，从小就没有亲人在身边照顾。她的生活一直都很艰难，如今到了临产期，身边更是连个至亲的人都没有。我父母都还在上班，无法立刻赶来陪伴我们。而我的三个弟弟，还年轻，根本帮不上什么忙。
那是一个万籁俱寂的深夜，整个世界都沉浸在一片宁静之中，然而，翁爱霞的房间里却传来阵阵撕心裂肺的叫喊声。
“我要死了，我不活了！”翁爱霞的声音充满了痛苦和绝望，仿佛她正在承受着无法忍受的折磨。
我被这突如其来的状况吓得六神无主，心中充满了恐惧和担忧。我立刻意识到情况非常紧急，必须立刻采取行动。
我家住在操场西侧，而司机丛明的家则在操场东侧，同样是平房。尽管夜色已深，丛明一家可能早已熄灯入睡，但我顾不上那么多，毫不犹豫地冲出家门，径直朝着丛明家跑去。
我气喘吁吁地跑到丛明家门前，心跳急速加快。我深吸一口气，鼓起勇气，轻轻地敲起了他家的玻璃窗。
“咚咚咚……”急促的敲窗声在寂静的夜晚显得格外突兀。随着我的敲击，丛明家的灯突然亮了起来，我心中的一块大石头终于落了地。
丛明打开窗户，睡眼惺忪地看着我，显然对我的深夜到访感到十分诧异。我来不及解释，赶忙告诉他翁爱霞的情况。
丛明听后，二话不说，立刻说道：“你在家等我，我把车开到你家门前。”说完，他迅速穿好衣服，匆匆忙忙地出门去开车。
没过多久，我就听到了汽车引擎的轰鸣声，丛明的车如同一道闪电般疾驰而来，稳稳地停在了我家门前。
我急忙扶着翁爱霞上了车，然后对丛明道了一声谢，便催促他赶紧开车前往第四医院。
车窗外的风景如同一幅模糊的画卷，飞速地向后倒退。我的心却始终悬在嗓子眼，焦虑地望着翁爱霞，希望她能坚持到医院。
终于，我们抵达了第四医院。我让丛明先回家休息，毕竟影响了他的睡眠。然后，我小心翼翼地扶着翁爱霞走进了妇产科。
医院妇产科的后半夜，原本应该是安静的时刻，但今夜却异常忙碌。走廊里，长条椅子上挤满了孕妇，她们或坐或躺，姿势各异，七仰八卧。我小心翼翼地搀扶着翁爱霞，穿过人群，终于来到了产室门口。
然而，还没等我喘口气，一名护士就快步走过来，毫不客气地将我撵了出去。她的语气有些生硬：“家属不能进产房，在外面等着吧。”我无奈地点点头，看着翁爱霞被护士带进了产室，心里有些忐忑不安。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我在产室外的长椅上焦急地等待着。突然，护士的声音再次响起：“翁爱霞家属！”我连忙站起身，快步走到护士面前。护士看了我一眼，淡淡地说：“来早了，还不能收住院呢。”
我一听，顿时如坠冰窖，心情一下子跌到了谷底。我沮丧地扶着翁爱霞，缓缓坐回长椅上，心中充满了焦虑和无奈。我们只能继续等待，不知道还要等多久才能顺利住上院。
在那个八十年代的生育高峰期，医院里的孕妇数量多得惊人，简直是人满为患。我和翁爱霞只能在长条椅上苦苦等待，这漫长的等待让人感到无比煎熬。终于，到了第二天上午，我们终于又排队排到了妇产科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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