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堂后厨的蒸汽总带着股馒头与咸菜混合的暖香，大老王抡着铁铲翻搅大锅里的白菜时，总觉得这香味里藏着命运的甜头。一九七二年他从黑土地回到城里，粗粝的手掌还带着农活留下的厚茧，被分配到学校食堂那天，他站在光洁的瓷砖灶台前，竟生出些不真实的恍惚。
吴莉就是这时撞进他视线的。七一届的中学毕业生，扎着乌黑的麻花辫，系着洗得发白的蓝布围裙，往蒸笼里码馒头时动作又快又稳。她不用下乡的消息在食堂传了好几天，有人说她运气好，有人说她家里有门路，但大老王看她擦桌子时连桌角都要反复抹三遍，只觉得这姑娘实在。
爱情来得比蒸锅里的热气还快。大老王帮吴莉家扛冬天的煤，吴莉给大老王缝磨破的袖口，食堂仓库的角落里，两个年轻的身影总在忙碌间隙凑到一起。领结婚证那天，吴莉红着脸说："以后咱们好好干。"大老王攥着她的手，掌心的汗把红本本洇出个浅印。
女儿出生那年，食堂评先进，大老王和吴莉的名字并排写在红榜上。不久后，大老王成了管理员，吴莉当上炊事班班长，两口子推着二八自行车下班，车后座上坐着扎羊角辫的女儿，铃铛声清脆地洒满回家的路。
分新房是那年最风光的事。凭着大老王的工龄、双职工身份和炊事岗位的加分，他们在年轻职工里排第一。拿到钥匙那天，大老王抱着吴莉在空荡荡的房间里转了三圈，女儿拍着墙喊："新家！新家！"两大间屋子，南屋朝阳，北屋亮堂，厨房的高架搁板能摆下吴莉攒的那些酱菜坛子，日子像是刚出锅的白面馒头，热气腾腾，满是希望。
变故是从广场上的音乐开始的。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傍晚的公园和学校操场总响起轻快的舞曲，男男女女搂着腰肢旋转，彩色的灯光在夜色里晃出迷离的光晕。大老王起初只是看热闹，后来被同事拉着进了舞池，吴莉也跟着姐妹们学了几步。
起初是新鲜。大老王觉得吴莉穿着花裙子转圈时像朵盛开的花，吴莉也喜欢大老王握着她的手时那股稳重劲儿。可渐渐地，跳舞的时间越来越长，回家越来越晚。食堂的工作开始出错，吴莉蒸的馒头偶尔会发酸，大老王算错了采购的账目。
争吵像食堂墙壁上的油污，越积越厚。“你跟那个女的跳得那么近！”吴莉摔了手里的碗筷。“你不也跟那个男的笑个不停？”大老王的声音比炒菜的锅铲还响。女儿吓得躲在门后哭，他们却顾不上，眼里只有对方舞伴的影子，心里的醋意像发面一样膨胀。
后来的事，连食堂的大师傅都看在眼里。他们不再一起上下班，在食堂碰面也不说话，分房时的风光成了别人嘴里的惋惜。直到有一天，大老王把行李搬到了北屋，吴莉在南屋门上挂了把新锁，那个曾经充满笑声的家，被无形的墙隔成了两半。
一天，房产科许管理员突然打电话给我：“杨老师，现在有一处两大间房子空下来了，你要不要。”我没有片刻犹豫连忙回答：“要的！要的！是什么样的两大间房子，我想看看。”
我在许管理员的引导下，我来到了两大间。一进屋是厨房，卧室是一南一北两大间。但是两个房间的门，都是紧紧关闭着。
许管理员敲了敲南屋房门，屋门开，吴莉探出头，脸上的笑容有些僵硬，屋里坐着个陌生男人，女儿低着头抠着衣角，不再是那个会甜甜喊叔叔的小姑娘。
许管理员又敲了敲北屋房门，北屋门开，大老王的背好像驼了些，旁边站着个陌生女人，小男孩怯生生地望着我，眼神里带着和这屋子不相称的拘谨。
厨房里的高架搁板空着，我嘱咐大老王：“这个搁板别拆，我搬进来就不用再装了，我会作价给你。”大老王扯了扯嘴角，点点头，没说话。
我完全没想到，我分到的两大间，竟然是大老王和吴莉住的两大间。走出两大间，许管理员叹着气说：“多好的日子，就因为跳个舞，闹成这样。”这时风里仍然传来远处广场的舞曲，欢快得有些刺耳。
再后来的消息，我都是听同事说的。吴莉再婚后，丈夫的工厂就倒闭了，她自己又生了病，女儿出国的学费像座大山压着她。大老王的新妻子下岗后常年吃药，继子上大学的费用也不轻。
当吴莉和她再婚丈夫相继离世的消息传来时，我正在食堂打饭。大老王也在，他头发白了大半，背也更驼了。听说他后来独自承担了女儿在国外的所有开销，每天下班后还要去工地打零工。曾经挺直的腰杆，被生活压得再也直不起来。
我居住的楼下空地上，还是经常有人跳舞，音乐依旧轻快，只是不知是谁的脚步，又会踩碎了曾经的幸福，又留下了一地无法收拾的狼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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