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1969 年那个骄阳似火、酷热难耐的夏天，太阳像一个大火球一样高悬在天空，炙烤着大地，让人感到闷热无比。傍晚时分，当夕阳的余晖如同一层金色的纱幔，缓缓地越过屋顶时，我们就像被点燃的火箭一样，迅速地扛起各种道具，如鲜艳的旗帜、醒目的横幅、铿锵作响的锣鼓等等，然后迈着匆忙的脚步，急匆匆地朝着红旗公社的方向飞奔而去。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城市的居民委员会都有着一个独特的称谓——公社。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名称改变，更代表着当时社会结构和组织形式的一种特殊状态。
而每晚的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工作，则成为了居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项任务不仅是一种宣传手段，更是一种思想教育和意识形态的传递方式。通过这种方式，人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和接受当时的社会理念和政策。
我所在的十四连一排，非常荣幸地被选派到小津桥街区进行宣传活动。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挑战的任务，我们需要用生动有趣的方式向居民们传达重要的信息和理念。
小津桥街区宛如一颗被遗忘在城墙东北角的明珠，散发着独特的魅力。这里虽然远离市中心的繁华喧嚣，但却有着一种别样的宁静和古朴，仿佛时间在这里放慢了脚步。
街道两旁的建筑略显陈旧，岁月的痕迹在它们身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那些破旧的青砖瓦房四合院，虽然不再崭新，却见证了无数的故事和变迁。它们静静地伫立在那里，宛如一位位慈祥的老人，默默地诉说着过去的时光。
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在土路上，形成一片片斑驳的光影。微风吹过，带来一丝凉爽，也吹动了街边老树上的枝叶，发出沙沙的声响。偶尔有几只鸟儿在枝头停歇，叽叽喳喳地叫着，为这片宁静的街区增添了些许生机。
我因为会打快板这个特长，成功地成为了队里的固定成员。这意味着我每天都必须准时到达现场，不能有丝毫的拖延。同学们都知道我家在柳条湖离这很远，而且晚上回家的路上要走很长一段漆黑没有路灯的路，所以他们非常体谅我，总是把我的节目安排在最前面。这样一来，我就可以在表演结束后尽快启程回家，减少在黑路上行走的时间。
那是一个特别的夜晚，夜幕降临，公社的空地上只有寥寥几个孩子站在那里，显得有些孤零零的。大人们却迟迟没有出现，这让我们这些准备表演节目的同学们感到有些焦急。
我们紧紧攥着演出道具，站在路灯下，心中充满了期待和不安。蛐蛐的鸣叫声在空气中回荡，似乎也在为我们的等待增添了一丝焦灼的氛围。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大人们还是没有露面。我们开始有些坐立不安，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最后，经过一番商议，我们决定分成几拨，去挨家挨户地拍门喊：“开会了！看节目了！”
于是，我们小心翼翼地敲开一扇扇木门，门轴发出“吱呀”的声音，仿佛是这个夜晚的独特音符。居民们听到我们的呼喊声，纷纷从屋里走出来，端着小板凳，不紧不慢地向空地走来。
随着居民们的陆续到来，空地上的人渐渐多了起来，原本冷清的氛围也逐渐被热闹所取代。我们终于松了一口气，心中的焦虑也慢慢消散。
终于轮到我上场啦！我深吸一口气，定了定神，然后信心满满地走到空地中央。
我手持快板，在手中灵活地转动着，就像变魔术一样。快板在我的手中仿佛有了生命一般，随着我的节奏快速地跳动着。时而如雨点般急促，时而又像流水一样舒缓。
当我兴头上来时，更是将快板高高抛起，然后在空中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再接住它。这一“扔板”的花样动作刚一亮相，台下的观众们就像被点燃了一样，瞬间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喝彩声。
孩子们更是兴奋不已，他们拍着小手，欢快地跳跃着，嘴里还不停地喊着：“好棒啊！好厉害啊！”那稚嫩的声音在空地里回荡着，让人感到无比的欢快和愉悦。
等收尾的集体合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结束，抬头看天已是墨色，连颗星星都寻不见，墙上的挂钟正好指向十一点。
我抄起快板刚要往家走，手腕却就被人拉住了——是潘玉龙，他去过我柳条湖的家，知道那段夜路有多难走。“天太晚了，今夜就住我家吧。”他的声音压得很低，却像块暖石落进我心里。走黑路的恐惧正往上冒，我便跟着他向他家走去。
他家的灯都熄灭了，一片漆黑，没有一丝光亮透出来。显然，他的家人早已进入了梦乡，沉浸在甜美的梦境之中。
潘玉龙小心翼翼地领着我，像两只偷食的老鼠一样，蹑手蹑脚地穿过堂屋。我们的脚步放得很轻，几乎听不到一点声音，生怕发出哪怕一丁点儿声响，就会打破这夜的宁静，惊醒沉睡中的家人。
终于，我们来到了炕前。潘玉龙轻轻地爬上炕，动作轻柔得仿佛生怕把炕压坏似的。我紧跟其后，也像他一样，尽量不发出一点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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