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点头，脸红如烧。这事儿成了车间里的谈资，可我并不觉得羞愧。因为我知道，那份想为他人做点什么的心，是真诚的。只是，学雷锋不是盲目模仿，而是要用智慧与善意，把温暖送到真正需要的地方。
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消息传来，报纸上满是断壁残垣、哭喊哀嚎的画面。我坐在灯下，心如刀割。想起雷锋曾把自己积攒的津贴全部捐给灾区，我也悄悄走进银行，将省吃俭用攒下的127元3角6分，匿名汇往唐山。
数月后，学校领导却带着银行工作人员找上门来。他们递还给我那封汇款单，轻声解释：国家倡导“自力更生”，暂不接受个人捐款。钱被退回了，可我的心却没有退。
“没关系，”我笑着说，“只要他们能好起来，我就安心了。”
后来，在元宝山带学生实习，一个来自黑龙江的小伙子因家中汇款延误，断了伙食。我二话不说，掏出十元钱塞给他。他眼眶泛红，声音颤抖：“老师，这……这怎么行？”
我说：“没事，当年雷锋也这么帮过别人。你先吃饭，别的以后再说。”
他深深鞠了一躬，那弯下的脊梁，让我看见了善意的重量。
退休前的岁月里，我始终记得雷锋那句话：“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要像夏天一样火热，对待个人主义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我把这句话工工整整抄在笔记本扉页，也刻进了骨子里。
每逢年节，工会分发福利，我总是主动揽下搬运的活儿。一箱箱米面油盐，我扛上楼梯，送到同事家中。尤其是那些年迈体弱的老教师，我总要亲手送到门口。他们握着我的手说“谢谢”时，那掌心的温度，比任何奖状都更让我动容。
教研室里，新课、小课、选修课，没人愿意接，我就接。备课到深夜，讲到嗓子沙哑，可只要看见学生们眼中闪烁的求知光芒，我就想起雷锋在日记里写的：“我愿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我愿做那颗螺丝钉，拧在教育的机器上，默默运转，无声坚守。
如今，我已退休，从辽宁这片我深爱的土地启程，奔赴湖南——那个雷锋出发的地方，我选择在长沙安度晚年。从此，雷锋故居、雷锋纪念馆、雷锋公园，成了我常去的地方。我常坐在纪念馆的长椅上，看孩子们列队参观，听他们朗读日记，仿佛看见当年的自己。
可笑的是，如今我坐公交、乘地铁，仍习惯性地起身让座。可每当我把座位让给一位老人，聊上几句，却总发现——他们竟比我还年轻！
“您多大了？”有人问。
我笑着，不得不撒个善意的谎：“六十二。”
其实，我已七十。
若说实话，人家哪还好意思坐着？可这谎，撒得心安。因为我知道，让座不是年龄的较量，而是善意的传递。只要还能站，我就愿意让。
常有人问我：“你一辈子学雷锋，图什么？”我总是笑答：“图个心安，图个快乐。助人之后，心里像喝了温水，暖洋洋的，踏实。”
从小学时那个偷偷画下的对勾，到车间里“于永泽”的绰号，再到如今鬓角的白发如霜，雷锋精神早已融入我的血脉，成为我生命的底色。它不是一时的激情，而是日复一日的坚持；不是惊天动地的壮举，而是平凡日子里的点滴善行。
这一生，我未曾立下赫赫战功，只是编着了几本书，可我始终记得：真正的伟大，不在高处，而在低处——在弯腰拾起一片纸屑时，在为他人撑起一把伞时，在默默扛起一袋米走上六楼时。
雷锋走了，可他的精神从未离开。它活在我每一次让座的起身中，活在我资助学生的十元钱里，活在我深夜备课的灯光下，活在我匿名汇款的信封里。
它活着，因为我活着。
而我，也愿用余生，继续书写那三个字——学雷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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