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泉的绿色转型与高质量发展蓝图已然铺就，雾江重现碧波，新兴产业星火渐燃，民生福祉持续改善。然而，无论是传统产业的绿色化改造、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壮大，还是重大生态修复工程的持续推进，都需要持续、巨额的资金投入作为血液。单靠有限的财政资金，如同杯水车薪，难以为继。如何破解资金瓶颈，引导更多社会资本投向周期长、风险高的绿色和科创领域，成为摆在秦风团队面前一道亟待破解的难题。答案，指向了金融创新，尤其是绿色金融。
建立市级绿色发展基金，以此为核心撬动社会资本，创新绿色金融产品，构建多元化、市场化、可持续的投融资体系，被提上了紧迫的议事日程。这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深层次的改革课题，考验着政府的市场洞察力、风险把控力和制度创新能力。
市政府常务会议上，一份关于近期重大项目资金需求的报告，让会场气氛凝重。雾江流域深度治理二期工程、高新区新一代光伏技术研发中心、北部山区生态修复与绿色农业开发……一个个关乎长远发展的项目，后面都跟着令人咋舌的资金缺口数字。
财政局长面色严峻地汇报：“秦市长，各位领导，今年市本级财政可用财力增长有限，保民生、保运转压力巨大。依靠现有财力，根本无法满足这些重大项目的资本金需求。向上争取资金竞争激烈，额度有限。资金问题，已经成为制约我们下一步发展的最大瓶颈。”
分管环保的副市长补充道：“很多环保项目公益性强，直接经济效益不明显，社会资本不愿意投。但如果不投，生态底线就守不住，长远发展更无从谈起。”
张伟副市长也坦言：“科创企业轻资产、高风险，银行贷款门槛高，风投机构又嫌我们本地项目成长慢、退出难。很多好苗子，都因为缺钱夭折在摇篮里。”
会场陷入沉默。大家都清楚问题的严峻性，却一时难以找到有效的破解之道。
秦风环视众人，手指轻轻敲击桌面，打破了沉默：“同志们，问题已经摆在这里，怨天尤人没有用，等靠要也不是办法。我们必须换一种思路，从主要依靠财政直接投入，转向善于运用市场机制，引导和撬动社会资本。我考虑，借鉴先进地区经验，探索设立我们江泉市自己的绿色发展基金，以此为杠杆，吸引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绿色和科创领域。”
这个提议，如同一石激起千层浪。
刘玉凤常务副市长首先表示支持，但语气谨慎：“秦市长的方向我赞同。建立政府引导基金，确实是破解融资难题的重要途径。但基金怎么设？钱从哪里来？投哪些领域？风险怎么控？这些都是非常专业和复杂的问题，需要周密设计。搞不好，不仅达不到效果，还可能造成国有资产损失，甚至引发金融风险。”
发改委主任提出疑问：“政府出资引导，如果项目失败了，责任谁来承担？社会资本是否真的愿意跟我们玩？”
金融办主任则从专业角度分析：“绿色金融在国内还处于探索阶段，项目认定标准、信息披露、绩效评估等基础制度还不完善，操作起来难度不小。”
面对大家的疑虑，秦风没有退缩，而是引导深入讨论：“困难肯定有，但机遇更大。我们不能因为怕风险就裹足不前。关键是要设计一个好的机制。基金的定位，不是大包大揽，而是‘引导’和‘增信’。我们的钱，要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吸引更多追求长期稳健回报的社会资本共同参与。风险管控是核心，必须建立专业的市场化运作机制和严格的风险隔离墙。”
经过激烈而务实的讨论，与会者逐渐统一了思想：设立绿色发展基金，势在必行，但必须稳扎稳打，专业运作。会议决定，由秦风挂帅，刘玉凤、张伟具体负责，立即组建工作专班，研究提出可行性方案。
工作专班迅速成立，由刘玉凤牵头，成员包括财政局、发改委、金融办、国资委、环保局、科技局等部门的精干力量，还特意聘请了来自知名券商、创投机构和高校的金融、法律专家作为顾问。专班的办公室灯火通明，成为方案研制的“大脑”。
争论贯穿始终。焦点集中在几个核心问题：
一是基金规模与出资结构。 财政局主张稳妥起步，规模不宜过大，政府出资比例可高一些，确保主导权。而专家顾问则建议，要体现撬动效应，规模应有足够吸引力，政府出资比例不宜过高，重在吸引大型金融机构、产业资本共同发起。
刘玉凤在听取各方意见后拍板：“初期规模定在亿元，政府出资%，其余向金融机构、国企、知名民企募集。既要体现政府决心，也要展现开放姿态。”
二是投资方向与风险偏好。 环保局希望基金重点投向雾江治理、固废处理等纯公益或准公益项目。科技局则力主聚焦半导体、生物医药等高技术、高风险但高成长潜力的领域。双方争执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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